[文化]多维视野中解读晋商

本篇文章3039字，读完约8分钟

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代，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创造了显赫的业绩。他们在经营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以及在长达近5个世纪的商业活动中凝结而成的晋商文化，为后人所重视。

2005年 8月24日至26日，由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及我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60余名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探讨了晋商在近 500年恢弘历史画卷中的运行轨迹。海内外学者以世界的眼光来分析研究晋商历史，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来看待晋商。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拓展，学者们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人口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女性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晋商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此次学术交流会议，不仅对晋商研究者的学术交流和拓展视野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对加强海内外的晋商研究力量、推动晋商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层次突破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关于晋商的地域概念与性质的争论

与会者认为，晋商从地域上讲并不只是指晋中商人，而是包括了晋东南、晋南、晋北，甚至吕梁地区的山西商人，他们都各具代表性。由于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山西各地区的商人发展轨迹各异，因此谈晋商必言晋中大院，或将晋商视作同源同流进行无差异研究显然不够。赵世瑜、杜正贞在对泽、潞商人进行研究后，认为泽州商人与晋中商人并无直接渊源。晋商与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学者们对晋商是否属于“官商”则有较大的争论。孙丽萍认为，晋商的崛起与其在九边贸易中具有垄断性能的盐商关系最大，晋商的衰落与其在晚清时期以票商为主体的山西商人与官府的结合密切相关，在晋商兴起与衰败的两个特殊阶段，晋商的官商色彩浓厚，成为同政府利益密切相关的商帮群体。台湾学者宋惠中通过探究山西商人独特的经营方式，及其与官僚的非正式政商关系，认为票号资本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票号资本家；第二类是南帮票号的资本家；第三类则是现职官僚直接投资的票号，利用其官势开拓经济利益。不论何种票号资本家均与政治权力相关。形成这种作法’的原因是清朝政治特权的存在和缺乏保障私有财产、商业活动的法律，所以商人任何私有财产都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在这一状况下，政治投资总是商人最关心的。因为没有政治特权，不但无法发展财富，连保全财产都成问题。史若民则认为划分山西票号资本性质的标准，不应以其勾结官府的程度或与清政府官吏联系的程度来说明，而当以其资本所起的作用来划分。

二、对山西票号的深入研究

近年来，清代山西票商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此次研讨会的参会学者对山西票商与票号的关注程度依然很高。张桂萍、魏明孔认为，山西票号的巨大成就和辉煌业绩，是由其经营模式和其群体结构所决定的。山西票号创造性地用汇兑方式取代运载白银进行结算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异地结算这个困惑商人的重大难题，在中国金融史乃至世界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祥毅甚至把晋商的金融活动提到中国金融革命的高度来加以分析，认为山西商人在其商业活动中，由于商品交易引起的货款清偿、货币借贷、转账结算、异地资金汇划、商业票据发行与流通、票据识别与防伪、商业资本金筹措、资本金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从清康熙年间到清道光的近 20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金融创新，现有史料能够证明多达30余种。英国学者科大卫则从银行史的背景探讨了晋商的贡献，认为票号的没落不能笼而统之地归结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款项另有汇兑渠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从文化的结构和制度层面上，对山西票号的社会网络和信用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了关系网络和信用制度对近代中国票号业兴衰的影响。认为票号业的兴起主要因为发挥了关系网络和信用制度的作用与自愿性质。但其衰败的所有因素都与过度依赖关系网络和信用制度相关。许多分析专家认为，关系网络和信用对华商在经济上的成功是两个比较优势。但我们在总结这两个因素的积极影响时必须审慎，因为这两个因素的种种特点都使关系高度个人化。关系网络和信用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获得社会资源和达到经济目的的文化策略，但过度依赖于此，同样具有破坏性。张亚兰则认为山西票号的发展、衰败与其特定的信誉均衡的路径依赖机制有关。另外，王森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及分析方法，认为晋商脆弱的内部制度及外部入侵是晋商最终消亡的原因。

三、聚焦晋商的伦理道德与诚信的研究

晋商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并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即：诚实守信、义利并举。这种“诚实守信”的儒商精神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纵观晋商 500年的商业经营，尤其是一些影响颇巨的家族商业，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诚信”精神已经内化为晋商的整体形象，成为其数百年铸就的一块金字招牌。宋丽莉把诚信晋商与当前信用山西建设联系起来，在对山西社会信用与诚信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对打造信用山西进行了深入思考。刘建生从晋商委托代理制的制度缺陷及基于个人信誉至上的信用选择机制带来的经营风险等方面，揭示了诚信在晋商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赵书华对晋商 500年经营实践中所展现的优秀的道德品质与先进的伦理精神进行了总结;概括为八个方面:严谨自律的人格道德修养、严守规范的经商道德行为、严明健全的规范道德制度、严肃谨慎的信用道德协调、严训有益的学徒道德教育、严于心志的商家勤俭品质、严正光明的商人爱国壮举、严家乐善的商人公益行为。认为这些山西商人崇尚商业信誉的经商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代实业界的营销管理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关注晋商研究

王尚义认为，晋商的形成及其扩展是二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是特定的区域内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地理区位与人文因素、文化沉淀、发展历史、适宜的政策以及相互协调整合的结果。他指出，晋商在其商贸活动扩展的过程中，遵循一些内在的规律，主要包括：区域分工机制、区域集聚机制、区域联系机制和区域重心转移机制。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点，不同的区域对扩展的作用不同。行龙从研究对象及方法上对晋商研究提出了新的设想，认为应当把晋商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以晋商为社会坐标中心，在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中探寻它对周围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理清晋商与社会间的关联与互动。马伟探讨了晋商与近代山西煤矿业的关系，认为晋商为山西、为国家在资源保护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要看到，在争矿运动中促使晋商投资近代煤矿业，建立保晋公司政治原因大于经济原因，渠本翘、刘笃敬等商人以及山西各界抵制洋商、挽回利权，更多起主导作用的是地方资源利权保护意识或者是闭关自卫和排外的意识。蔡志祥从生活层面勾勒出晋商参与地方社会活动及所蕴含的商业关系，郭齐文、刘晓丽则对晋商家族中女性的活动及其在支持家庭生活、成就晋商业绩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五、晋商个案研究范围的扩大

张正明从《范氏家谱》分析了山西介休范氏家族，卢明辉探讨了旅蒙晋商经营发展的轨迹，高春平考察了明清以来碛口镇的商业情形。宋美云《近代天津山西商人活动略述》，葛贤慧《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比较》、殷俊玲《一部晋商无名抄本介绍和研究》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晋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节选自:《文史月报》，2006年第4期作者: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