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蒙山大佛的身前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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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一尊雄伟的佛像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神秘地消失了数百年。曾经被众多香客膜拜的蒙山大佛，在香火渐渐褪去之后，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佛教命运，继续着自己默默的沧桑思考。突然有一天，一个老人，查阅了半个世纪的资料，寻找了几十年的佛的踪迹，终于在一个山水环绕的美丽山沟里找到了大佛的身份。老人激动得跪了下来，流着泪，感慨着。他抚摸着巨佛雄壮斑驳的身躯，努力浮想联翩，心中不由得涌起怀旧之情。这个大佛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沧桑？几千年来它默默地见证了多少朝代的变迁，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它的两只大耳朵听到了多少寺庙的低语和街道的噪音？我想它巨大而聪明的头脑一定被很多历史记载中没有记载的重要信息封印了。如果能讲上千年，那些让历史学家困惑的未解历史案件和答案，可能会向世人一次揭示。

可以得出结论，在1400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雕刻出如此宏伟的悬崖石刻佛像，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明初永乐皇帝朱迪在“攻坚战”结束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凿出一座前所未有的巨大石碑，准备立于小陵，以显示其父朱元璋的伟大功绩。然而，一切准备就绪后，纪念碑太重，无法搬运，成本太高，难以承受。这座巨大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山顶上。所以即使在封建皇权至上，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历史背景下，大建设也往往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那么，为什么北齐的统治者要倾尽全力去挖掘这样的石佛呢？这恐怕和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分不开，佛教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也可能体现统治集团的摄政能力。

二

纵观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中世纪宗教的原始和早期传播阶段往往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歧视和压制，直到统治集团认识到宗教对于现实政治的实际价值。佛教在中国不是原始宗教。它进入中国社会只是凭借东汉皇室授予的文化特权。起初并不是社会开放的态度，只是宫廷和文人圈的神秘特征。佛教由东汉明帝传入中国后，楚王刘瀛率先斋戒拜佛，汉桓帝在宫中开设宝塔寺，佛教教义逐渐在上层社会传播开来。魏晋时期，政局多变，社会动荡，现实矛盾促使统治集团的精英们重新思考社会和生活的重大问题。他们看到传统的儒道哲学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佛教作为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神奇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的生存方式和人生修养方式，有利于人们对自由和期待的追求，有利于重建与意识形态力量的不平等利益分配制度相匹配的社会心理秩序。

结果，那些因玩世不恭而爱山水、纵情饮酒唱歌的玄学名人，谈了佛教，谈了道教，逃进了空门。这些人大多出身名门，有政治背景，不愁吃穿。通常，时尚是“powerful"/"きだよ 0”和“心胸宽广”,没有约束，无视业主和法律法规。建安七子之首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个孙子，却因为多次嘲讽曹操，最终以“违天反道，丧德乱”的罪名被杀。此后享誉天下的“竹林七贤”，标榜“弃经尊老庄，轻礼轻法”，不肯入仕，堕落。领袖嵇康主张“多教顺其自然”，因得罪权臣而被杀。从南到北，政治、思想、文化、民族、现实等方面的矛盾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滋养的温床，玄学名人逃离世界是获得精神解脱的唯一途径。佛教高僧石、智道林、朱发深、元等与谢灵运、王羲之、殷浩等名人关系密切。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佛教和讨论教义，他们的思想极其活跃，他们的文化日益多样化。南朝时，梁武帝甚至宣布佛教为国教，并三次出家同泰寺。“南朝寺庙480座，烟雨中有许多梯田。”南京唯一的夫子庙实际上与480座佛寺相邻，可见当时佛教在南朝是多么流行。

北朝时期，太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的边疆。随着三个少数民族主体政权在并州地区的建立，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和北方贸易的中心地区。在这个阶段，北朝这种开放、创新、萌芽的外来统治统治状态，也是山西佛教迅速发展的动力。著名僧人佛土成在后赵得到施乐政权的大力支持，并在山西推广佛教，招收众多弟子，使魏晋时期的佛教师范院校出现了更多的著名僧人。僧人、、慧远、与石同名，都是山西人。其中，雁门楼令慧远讨厌，与鸠摩罗什一起被后世佛教界奉为泰山北斗。平阳人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人，他是《佛教国家志》的作者。东魏代县僧人昙鸾，净土宗祖师爷之一。东魏孝敬皇帝称其为“神鸾”，日本佛教界称其为师，尊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籍。佛教的兴盛直接推动了寺庙建筑的发展。据相关资料显示，北魏、东魏、西魏皇室捐建寺庙约47座，王公大臣捐建寺庙约830座，民间捐建寺庙约3万座。这一时期的佛像宽大，高鼻长眉，很像北魏鲜卑人的标志。衣身花纹刚健挺拔，形象庄重肃穆，身体雄壮健壮，表现出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气质和风格。

东魏和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建设的高潮阶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灭朱戎，在晋阳建丞相府，在晋阳坐了15年。晋阳迁都后，仍然是高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高欢父子信佛，在晋阳城周边修建了许多大型寺院和石窟。东魏末，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挖了几个佛洞。高杨称帝后，晋阳周围建有佛寺。天宝二年(公元551年)至皇帝建立二年(公元561年)，晋阳开化寺、崇福寺、桐梓寺相继建成，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这一时期，包括太原地区在内的北方佛像群体雕塑，往往呈现出理想化和谐之美的快乐主题。统治阶级借助宗教及其艺术作品，催眠人的主观意识，使人忘记真实的苦难，服从所谓的“命运”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对人生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来世的轮回和石雕描绘的纯粹的西方土地上。事实上，佛教及其石刻艺术作为外来宗教，确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精神麻醉作用，帮助鲜卑、桀、边等数量不占优势的游牧部落在黄河流域统治了几个世纪。这也可能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佛教石窟层出不穷的奥秘。

蒙山大佛就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坐于天下，为的是让臣民俯首帖耳；光棍们为了营造精神家园，把爱送到山川；为了寻求诉求，期待慰藉，老百姓成了时代的共同偶像。他们选择风水，制定规则，用草制作图案，训练工匠，祭天拜地后开始创造心物。他们为灵魂带来虔诚、崇拜、寄托和对来世的向往；他们抛弃妻儿，远离家庭，自愿工作，精心创作。他们想把心中的浮屠变成现实中高大威武的偶像。北齐天宝二年(公元551年)，他们终于雕刻出一尊罕见的大佛和一座巨大的佛教寺庙来供奉它。蒙山大佛比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阿富汗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高10米。它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诞生，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佛像。

三

如果把隋唐当成魏晋南北朝的后花园，那么蒙山大佛建成后，它那双睿智而有见地的佛眼就能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迷雾和云雾中窥视，一面崭新的统一帝国的猎旗很快就会从这片土地上自己脚下升起；大唐帝国的伟大和繁荣不仅会改变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会让全世界关注和惊叹。因为，当时代进入隋唐的时候，有一种成熟的气象弥漫在历史的河床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熟，一个千千万万个天气的伟大成熟，就像生命的全盛时期，就像秋天的稻田，充满魅力、活力和收获。内政成熟，德刑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交成熟，文武放松进入得心应手阶段；制度成熟，三省六科举的出台奠定了政治基础；文化成熟，随着诗歌和艺术的创作，涌现出一批高超的人物；经济成熟了，农地和地租的匹配造就了富裕的社会...这些都融合成了综合国力，无与伦比，优越无比。这种综合国力达到了清朝历史上的巅峰，在东方占据了领先地位，为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典范。

我想知道佛陀在这一刻是否认为，在空的沉默中，经过50多年的冥想和默祷，它将迎来一缕尘世的荣誉。

在隋唐历史上，我们知道李渊的政治知识在《创世纪》中的封建王朝的祖先中应该是非常睿智的。他来太原留守之前，已见隋朝衰败，迫不及待，故与余有“夜议时事”之说。在太原下车之初，文水富商(武则天之父)就力劝他派兵攻打隋。李渊哈哈大笑，说:“幸好不要说太多，”接着又说:“知风雅深，耳足当富。”。这时，李靖和刘文静都看出了李渊有“四方之志”。杨迪南下江都后，李渊认为时机成熟，悄悄对李世民说:“唐谷是我们的国家，太原是它的地方。我今天来斯里兰卡是为了天道天道。”

有传言说李渊入伍前选了一天拜佛，当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佛祖光芒万丈，一个金光闪闪的神会飘上来，手里拿着一面写着“唐”二字的大旗，耳边传来一个粗粗的声音:“得晋阳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唐高祖从梦中惊起，不敢出声，却暗暗坚定了起兵的决心。隋一宁元年(617年)五月，他在晋阳起义堂的旗帜下宣誓，传话直赴长安。虽然没有正史来考这件事，但从野史的角度来看，不仅给佛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也让李渊在太原屯兵的举动更加“为天行道”，使他名师。当然，从这一点出发，似乎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唐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佛教的关系如此之深。

当时间指向唐朝(660)五周年时，唐朝第三代领导人高宗皇帝李治带着迷人的武则天一路来到唐朝的发源地太原。他们游走在晋阳青山绿水之间，却从来不敢流连，因为他们的行程并不宽松。不仅要去北方都城晋阳古城，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去文水祭奠皇后故里，还要向佛祖致敬，向佛祖表达我们的崇敬和虔诚，祈求佛祖对大唐江山社稷的关心和保护。面对山一样浩荡的佛，两位皇帝“敬而远之，慨叹奇诡，舍财舍衣”，命并州总督“为圣面的装饰做好庄严的准备”，“开放小生前之地，务使其宽广”。回长安之行后，立即指示内功做两件袈裟，并派使者送至并州拜佛袈裟。袈裟上装饰的金银首饰，五彩缤纷，“呈五色之光，照耀崖石、洞烛、山河”，“千万人，见俗，轰动社稷”。

人们很难猜测沉默的佛陀是否会被这样盛大的场合和好客所感动。一举保护唐国公李渊，安分守己地享受儿子孙的祭祀香火和崇拜，是否会赢得天下？它深邃而悠远的目光，是否已经从过去的繁华，移到喧嚣过后的萧瑟黄昏，为苍凉的世界，多变的局势叹息？

四

寺院经济和僧人地位的无限膨胀，引发了佛教与皇权政治之间巨大而尖锐的冲突。唐武宗即位后，发出一声怒吼:“吾若穷于世，佛也。”于是，大规模的禁佛毁庙运动风起云涌，僧尼大行其道，寺庙被没收，寺庙到处被毁。奇怪的是，周围的寺庙虽然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大佛却毫发无损。唐武宗死后，佛教在唐玄宗的支持下逐渐复兴。唐甘宁二年(895年)，晋王李克用尽河东之力，重修大佛阁。五代两晋(945)后两年，北平王刘知远又修佛亭。直到元末战争，寺庙终于被毁，佛身满布碎砖和山泥。突出800年的大佛，从此葬身荒野，消失无踪。

当佛陀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时，他脚下的土地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浪潮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时代。态度开放，欢迎八方来客，或投资经商，或学习研究，或观光拜佛。随着和谐文化的建设，全社会都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地方文化特色，尊重知识、文化和历史成为新时期的新时尚。面对唐国故土翻天覆地的变化，佛祖应该一边悲叹一边露出慈祥的笑容。时至今日，斑驳佛祖的沧桑依旧坐在美丽的峭壁之间，宽阔的肩膀和细长的手臂从两边的峭壁中走出来；还是那张庄严、平和、善良而神秘的脸...

这是新发现并修复的蒙山大佛，位于太原西南20公里处，矗立在晋阳古城西侧的悬崖之间，距今2500多年。作者: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