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晋商衰败的常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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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过去了。除了一个正规庄园和祠堂里的牌位，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个家族过去的荣耀和地位。不仅是正规家庭，曾经号称“天下第一富”的一个晋商集团，早已时有变化。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不过没关系。作为晋商衰落的家族样本，现在谈昌家还不算过时。[br/]1948年6月24日，离开了家乡，这是昌家第十五代人张不寻常的一天。

黎明前，21岁的高中毕业生常开始起床，准备出门。他要去北平申请北大东方语言系。他表弟常峰在北平，清华外语系毕业生，和北大东语系季羡林关系不错，应该可以给他一些帮助。

常没有带行李，所以他带了一些夏装、考试用的书和母亲的一些戒指。他心情复杂，有点紧张。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开家。他的父亲，山西大学教授常赞春，已经去世七年了。他排在第五，他的四个兄弟都死了，他们彼此分开了。他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他妈妈和几个弟弟妹妹。但他必须走。山西只有一所大学，山西大学。考不上，只能做阎锡山的兵和炮灰。完全没有希望。【/br/】1948年，北大东语系录取三个半名额，常最终失败。然而此时晋中战役开始，北平与太原的交通交流被切断。他不得不在北平耽搁了将近60年。他没有想到，48年后他会在北京度过余生，再也不搬窝了。很难相信照片中那个打扮成五四的年轻人就是咳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的常。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落魄的昌家曾经是晋商中最显赫的家族。在《山西外贸志》中，常氏家族的规模记载如下:“在众多从事对俄贸易的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是最早推榆次车王长家的。昌家在乾隆年间开始从事这种贸易，持续了150多年。特别是清末，察合台数十家较大的商号中，只有常氏一家，被称为清代全省外贸世家。”除了创业，常佳后来还在中国华尔街山西太谷开了多家票号银行，是当地太谷帮的老大。【/br/】明初至清末，晋商成为帮派，号称“天下第一富”。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龙行分析了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三个原因:一是元末明初，山西在更替战争中损失较小，相对较好。于是朱元璋时代出现了大移民，山西逐渐变得人口密集、地域狭小。人们被生活所迫，经常出去寻找新的出路；第二，明朝朝廷为了巩固北方，防止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鼓励百姓到北方边境一辈经商；三是“从众”“逐利”的心态。一个邻居卖茶叶发了大财，村里的其他人当然也跟着去了。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一个普通的老农，智商不比外交官差。”当昌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家里的情况很糟糕。他年轻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一离家就被人揪着衣领，最后去了派出所。有一年，阎锡山的驻军给下面送钱，父亲想尽办法筹钱，阎锡山还没送就被打走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笑话。“别人挣钱买房子买地，我们家挣钱读书。因为当时做生意就是等一等的事情，大家都来欺负。”【/br/】清代山西民俗崇尚商业，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反叛。但是到了后期，这种价值趋势又逆转了，常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常家鼓励后代学习科举，并在庄园里建立了自己的学院，邀请当地最著名的教师来教书。张赞春的四个兄弟都是举人，他们经常称赞未能参加春考，然后进入史静大学中文系。【/br/】在昌这一代，生意已经是一个碎片化的记忆，连家庭交际圈都变了。据常堂兄常峰的孙女说，与他祖父的所有信件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包括大学同学钱钟书、、萧干。祖母郭乌镇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吴晗的同学。常丰本人也回忆了他早期与沈从文、冯志、朱光潜等的交往。在他的散文集“过去的水”。常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退休，一生研究西藏文化，是一个贫穷而倔强的知识分子。他说父亲留给他几句话:“团不是党，教也没课。”【/br/】昌家的后代如今已转入文化学术界，一个商业世家的没落也造就了一个书香门第。“人突出了，就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这不仅时髦，而且合乎逻辑。”龙说。] Houniao商人张氏家族在茶叶和丝绸贸易方面发了大财。昌的贸易规模已经尽量达到中亚、莫斯科甚至东欧，东北、张家口、山西都有分号。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增加，客户的增加，单纯的一买一卖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昌佳建立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贸易产业链。在武夷山购买当地茶叶的同时，邀请当地人来到湘鄂边境，教当地人种植茶树和烘焙茶叶，提供自己的技术和核保，并在当地加工。请专门的承运人负责运输和押运。当货物到达一些港口配送中心时，应该配送或代理一次，以分担销售压力。

昌的商人形成了一种类似候鸟的生存状态:常年南北旅行，从武夷山经汉口、河南运送茶叶到山西，再经关外茶丝绸之路到俄罗斯、东欧。这种迁移状态造成了三个问题:【/br/】一是资金来源首当其冲，路途遥远，战线长，成本高。常的问题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在资本运作上实行顶股制，即富人出钱，贡献大。有钱人给钱当银股，掌柜根据你的劳动表现给你一定的分成。按今天的说法，叫业绩股。这样，掌柜、财主、男主都绑在店名的战车上，大家就都光荣了，也就失去了。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强调:“顶股制是晋商的制度创新。”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多元化经营，除了贸易公司，还要开自己家的票号。这种多种经营是晋商的一个特点。银行中的大量流动性可以用作自己公司的经济支持。刘建生评价说:“它是银企结合，银企互利，独立核算，系统化。当时晋商的整个运作已经是那么严格和先进了。这不仅仅是业务，更是企业色彩。”【/br/】其次，商人的外出旅游在山西造成了严重的婚姻问题。晋商普遍采用学徒制培训制度。以最严格的大生奎为例，规定挑选出来的学徒要经过15年的专门培训，学习蒙古语、哈萨克语、商品种类、职业道德和实务。经过15年的培训，学徒可以获得第一次回家的资格。离开学校后，不管在哪里工作，三年回一次家，在那里呆半年。也就是说，学徒在进入事务所之前，必须先把婚姻事务处理好。所以山西商人就有五个以上:早婚多，晚婚多，孩子多，忠贞的女人和贤惠的女人多，“伴侣”(当地话，已婚妇女出轨)。【/br/】第三，商人在全国各地旅游多年，难免会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晋商普遍讲多种方言，生活习惯与北方边境相似，以牛肉、羊肉、面食为主料。一些地方城镇的兴起也与晋商的到来有关。比如包头，有句话叫“先复字号，后包头市”，复字号是山西乔家的产业。【/br/】晋商到了一个地方不允许纳妾带家眷。所以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和帮助的时候，就会在当地设立一个会馆，作为他们去看歌剧、聊天、联络感情的地方。80年代，苏州想建立一个戏剧博物馆，那是住在苏州的晋商的全金会馆。于在《山居记·抱山西》中说:“苏州也很富庶。没想到山西人轻松建了个会馆，把风景都占了。我想找一个最好的舞台来表演南戏，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了一下，在一个山西人的临时会所找到的。”

双衰

“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整个晋商就崩溃了？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刘建生认为，晋商的衰落不仅是制度的衰落，也是模式的衰落。

“山西银行普遍实行无限责任制。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大庆银行也成立了。如果换成有限责任制，损失会小很多。但他有无限责任制，没有主动从顶股制走向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他致命的制度缺陷。”刘建生总结道。

他把晋商的制度缺陷归纳为五点。首先，产权越来越不清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持有顶股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持有的顶股数量也在增加。这样，法人股的比例逐渐变得大于银股。那么是谁的公司呢？第二，随着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家更关心自己的声誉、地位和利益，个人利益动机会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发生冲突。例如，刘建生说:“为什么山西银行三次重组都失败了？首先是店主不愿意。一家银行合并，只能有一个人当总经理，几十个票号的总经理各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概率。”第三，店主只负责盈利，不负责亏损。谁在赔钱？赔钱。第四，山西的银行数量有所增加，但自由资本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利润基本上已经发放出去了。今天设置一个票号，明天设置一个票号。但是，具体到每个票号，其总资本并没有增加多少，也缺乏整合来打造一个“无navigation"/"きだよ 0号”/航母。第五，店名有钱人不直接参与运营，而是利用奖金，享受特权。企业强大了，谁也不会跳槽。但是，当整个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就风雨飘摇了。当时带着钱逃跑的店主不在少数。

晋商与政府关系密切，这种浓厚的“官商”色彩和模式也是晋商衰落的重要原因。“官商”曾经给晋商带来了利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商业风险，解决政商信息不对称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察合台条约》，确定了两国边境贸易的三个贸易场所。昌家之所以能出其不意，也是因为官方的信息来源，信息就是财富。

然而，这种寻租模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第一，社会成本增加，消费福利减少。垄断造成高价，受害者是普通人。其次，腐败是难以避免的，寻租成本会越来越大，胃口会越来越大，而且是长期性的。第三，机会成本降低。山西商人捐官、行贿、募捐，本来可以用于投资的。第四，形成路径依赖。山西商人为什么不愿意投资现代产业？因为他越来越依赖政府，很容易拿到钱。清政府垮台时，对他是致命的。一个时代过去后，他的成长模式就不再管用了。【/br/】晋商转型为现代投资者，历史也没有不给他们机会。昌冯谖的大哥昌朱峰早年在日本学习机械，精通印刷技术。1921年回国，带回国外先进机器，在太原开办了著名的樊华印刷厂，位于太原市重楼街7号。这已经不是常家第一次考虑投资现代工业了。早在1896年和1908年，昌家族的后代先后建立了桑园和织布厂，但没有一个成功。

此时东南沿海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了近半个世纪。事实上，通过投资印刷、纺织等轻工业来启动家族企业转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们投资少，见效快，容易调整。但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山西爆发了大规模的防雷运动，晋商出于爱国热情经营矿业，投资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大，见效慢，调整慢，受政治因素影响大。所以晋商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是跨越式的、非常规的。”

那么，如果没有护矿运动，晋商的历史和我们故事的结局会被改写吗？刘建生否认了这种猜测:“晋商，如果他们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就玩空牌，走低走高，寻求地区之间的商品差价，而不是行业。对他们来说，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也是最安全的财富保存形式。他们其实是一群商人加地主——商鞅变法以来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观念造就了这个群体的气质和衰落。”

【/br/】摘自《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4期作者:雷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