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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晋商兴衰，根在何处？

来源：山西时报网作者：欧阳珍更新时间：2020-10-27 19:44:02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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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北京Xi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嘉宾:北京史圣赵晔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伟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智言求根——为什么要拥抱当今世界在晋商的优秀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更加清晰企业的现代化远比做大做强更基础，就像基础和支撑一栋楼的钢筋远比一栋楼基础。

目前，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批企业中，相当多的企业受益于“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这与当年晋商与政府的联盟非常相似，尤其是在房地产、证券、汽车等政策性极强的行业，资本的积累以“几何级数”上演了现代“晋商史”。

西方也上演过这种故事。当年惠普和波音也赚了战争钱，但这些企业的管理层无疑对“暴利”保持了警惕。换句话说，西方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使这些企业超越了暂时的利润，最终取得了成功。相比之下，虽然我们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我们的企业家中只有少数人警惕暴利，甚至尽最大努力管理关系，寻求各种特权。

美国人唐纳德·g·吉林在《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这样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人:“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胡作非为，不顾人民对其产品的信任”，但那是晋商走向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一个法治的中国显然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应该倡导公平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说一套做一套，让别人监管，给自己特权的故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晋商把关公鼓吹到极致，清末一个小程桂花就有七座关帝庙。晋商对关公的崇敬很大程度上是“以德治国”的体现。因此，几乎所有的商号都规定了“重信、不虚伪”、“重忠、轻利己、献博爱、恨他人”等“职业道德”。但是到了清末明初，时代变了，道德的大旗几乎无法抵挡世界的衰落趋势。贿赂和腐败的盛行宣告了“以德治国”的破产。

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老板的办公室或心中找到关公的偶像，但这个偶像已经与财神统一了，根本没有诚实的意义。相应地，企业需要凝聚人心的法律精神和职业道德也多次建立，多次被企业家自己推倒。在很多民营企业或家族企业中，企业的治理结构或管理体制可能不如一百年前的晋商。

中国已经在拥抱世界，中国企业也在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世界经济舞台。传统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当我们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新寻找根源，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拥抱今天的世界。

“买卖好赚了钱，换个县令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流行的一句民间谚语。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农民、商人”的社会结构中，当时的山西人对商业利益的赤裸裸的追求或多或少是不同的。

大量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一百多年前，山西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山西商人数量最多，资本最雄厚，分布最广。

清朝晋商天下富的时候，富人集中在平遥、祁县、太谷而不是太原，平遥最多。民国以后，直到日本侵华，因为中国有比太谷更重要的银行家，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称太谷为“中国的华尔街”。

然而过去的辉煌似乎并没有让当代晋商受益。清末民初以来，晋商逐渐衰落，黄金时代不再有“晋商院”称雄全国的骄傲。

这给了人们很多疑问:晋商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这种繁荣没有持续下去？是因为曾经支撑晋商繁荣的文化基础过时了吗？信息经济时代，晋商协会给企业管理者带来了多大的启发和警示？咨询专家、企业家和地区经济学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为什么繁荣？

姜汝祥:晋商曾在近代中国兴盛一时。很多人把晋商列为近代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国内外对晋商的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他商帮的研究。在国外，有人把山西商人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那么晋商是什么意思呢？它成长于怎样的时代背景？

刘智言:前不久，我正好去山西参加太原两千五百年古城庆典，期间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这说明山西在中国历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今天要讨论的晋商，其实是指明清时期的晋商。因为在明朝，朱元璋最初指定南京为都城，但在他死后，太子朱迪奋起夺取了皇位，迁都北京。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得到了重新确立，各地的经济发展格局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地理上，山西恰好是北京到陕西陆路交通的主干道，而太原周边地区，包括平遥、祁县、太谷，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河谷地带，水陆交通十分发达，该地区经济逐渐发达。

从资源条件来看，东部是太行山，西部是吕梁山，中部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人口密集，但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耕地相对贫乏。山西人要出门做生意。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人多地少的情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姜汝祥:俞虞丘在《以山西为耻》(指离开故土到西部谋生)一文中提到“西进”。他认为山西人的繁荣与他们的勤奋和毅力有很大关系。但也有很多史料表明，晋商的崛起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有很大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是晋商兴衰的主线。对此你怎么看？

周伟峰:明清以来，山西在内地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境贸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到晋商，不能不提到包头。其实包头的发展和晋商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海关内外的物资几乎都要经过山西平遥、祁县、太原才能到达海关外，包头是第一大关外门户。

但是当时的贸易条件很差，晋商吃了不少苦头。恶劣的条件使得单笔交易的利润非常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很多家族，如乔氏、屈氏、王氏、曹氏等。，但事实上，当时从事边贸的晋商绝对不仅仅是这些家族，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其中许多人可能在贸易过程中失去了财产甚至生命。今天我们只知道最后的赢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晋商其实是在非常恶劣的商品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对于个体成功人士来说，这种环境可以造成财富的快速积累。有点像美国人去西方淘金。成千上万的人去了那里，但很少有人成功，大多数人都死了。但只要一个人成功回来，人们看到的不是失败的阴影，而是财富的榜样效应，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冒着政治压力甚至军事威胁去从事这个行业。

[文化]晋商兴衰，根在何处？

姜汝祥:在农业社会时代发家致富的晋商，必然也具有农业社会的一些特征，比如与政治的关系，晋商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明朝洪武时期，为了解决北方驻军军饷不足的问题，明政府沿袭宋朝的做法，制定了“召商随运粮盐”的政策，即“开中法”。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收到粮食后，政府向商人发放贩卖盐的盐指南。商家可以从盐导中抽取盐到指定的盐田，然后到政府指定的卖盐区卖盐，赚取利润。所以当时很多晋商都跟着部队走，部队走到哪里，晋商就跟到哪里，利润丰厚。

到了明朝中叶，中法两国的开放已经无法维持，于是明政府实行了叶弘改革，把中法两国的开放改为“折法”，即把政府付给商人的盐导改为直接支付银子。这样一来，晋商的资本更多了，经营也从屯边转移到内地，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清兵入关前很久，晋商就以包头、张家口为根据地，出入关内、关外，与满族人建立经济人事关系，所以朝代更迭并没有给晋商带来不利影响。可以发现，晋商和大多数其他商业团伙一样，与政府关系密切。

不过晋商和其他商帮好像有点区别，政治表现是一种中庸。比如徽商中的胡雪岩会卷入政治上复杂的帮派斗争，而晋商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划分得很清楚。他们只是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个“经营范围”，但并不直接参与政界，不直接参与官场斗争，有“谈生意”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刘智言:我不这么认为。最多只能说晋商接触政治的方式和其他商业帮派不同。以晋商乔氏为例。民国时，乔家举行校庆。为了邀请时任财政部长的，乔家的一家之主煞费苦心，终于通过堂弟邀请了。山西人不直接进入官场，但是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清朝有卖官制度。在晋商开“日升昌”的李家，曾经买过“伪官”。虽然他们没有参与，但这个渠道是存在的。

姜汝祥:如今，许多企业家都有各种政治头衔，比如CPPCC成员和NPC代表。有学者质疑企业家不能起太多名字，商人就是商人。那么企业家应该参与政治吗？另外，有人说晋商的衰落是因为没有培养自己的政权。对不对？

周伟峰:从专业角度来说，创业者过多的涉足政治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做政治是专业，做商业也是专业。但是这个问题在国内比较复杂。如今，不仅企业家参与政治，政治家也参与企业。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安徽有个党委书记还兼任着一家汽车制造公司的董事长，而且只有当他当上了党委书记。在中国，企业家从政的好坏不好说。其实晋商、徽商与官场的结合，某种程度上是在经营企业时寻求一种社会安全感。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错过了机会？

姜汝祥:我们来看看晋商形成一定规模后会如何使用资金。首先，他们很少把钱投入工业建设；其次，相当多的人被埋葬了，或者被投入到祠堂的建设中。在日本即将侵略山西的时候，在山西乔的房子下面挖出了几十万块银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和山西本土文化有关系吗？

刘知言:山西文化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核心，而是融合了道家、法家、儒家等多种文化派别。山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利润为中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山西人逐利，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出发点。以官员的观点为例，他们可能会考虑当官员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一个官员能给自己带来比做生意更多的钱，他可能会弃商从政。

周伟峰:晋商对待资本的方式与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传统文化中，利润是不能提的，与利润相关的概念也是道德所禁止的。这种默契使得商人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始终处于最后的地位。以前叫农工商，商业排最后；现在叫工农兵学商科，商科还是排在最后；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七十部传记中，最后一部是货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他们在我们国家的地位。

从晋商的状态来看，他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些商人获得财富后，他认识到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钱埋在地下或者盖房子。他不能再提什么要求了，因为中国的一切，比如道家、儒家、法家，都不允许他再进一步。如果他坚持往前走，就会有一股无形的社会“正义”力量把你打趴下。

姜汝祥:明朝以前，有很多大官和伟大的文学家王力可、魏、白居易和柳宗元。但是从明朝开始，这两种人就很少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以后山西人的经商思想还是比较浓厚的。但让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些经营理念先进的晋商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做出突出的表现，太原或山西整体的商品经济非常不发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

刘智言:山西内陆很深，经济发展带有一种内陆的痕迹。从明清鼎盛时期可以看出，晋商实际上是通过实物贸易积累资金，然后大力发展金融，通过金融控制国民经济。但清末民初以后，由于金融格局发生了变化，晋商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一个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投入大的时代，而山西一直被定位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特别是以煤炭、钢铁为主的工业基地。这个时候山西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通过吸引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使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山西自然一点优势都没有。

周伟峰:近百年来，山西往往赶不上好的机遇，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山西都坚持自己不是西部。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这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是和当时的政策取向绝对相关的。政府的宏观导向有时会扼杀一切微观事物。即使当地政府有好的想法，其政策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发展和出口，很难有所作为。内陆地区没有发展空间吗？也不尽然。比如像瑞士，在世界上很多行业还是可以成为巨型企业的。这个国家很小，但经济非常发达。相对来说，山西有这样的机会吗？其实有，只是可能受制于很多条件，无法展现自己。

姜汝祥:从晋商的演变过程来看，晋商近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定位影响。改革开放20年，前10年靠的是魄力，但不适合单纯专注于做事的商人；第二个十年是大工业的重建，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崛起，但主要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债务，与山西无关。因此，近代山西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有制度和地域的关系。在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重组和调整过程中，晋商的金融人才在过去的100年里基本上无处施展。山西似乎在远离经济中心，缺乏资本积累的大环境下逐渐被人遗忘。

晋商比我们强？

姜汝祥:众所周知，关公是中国最著名的仁义象征。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一个在他伟大的事业中帮助刘备的重要人物。中国人对关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这不是因为他的伟大贡献，而是因为他坚持仁义。因为无论曹操给他多高的待遇，多诱人的条件，他始终追随刘备。无论晋商走到哪里，关公都被视为偶像和财神，关帝庙随处可见。关公成了晋商心目中诚信的化身。那么从仁义方面来说，晋商有什么特点呢？

刘知言:在晋商乔致庸写的《为后人经商之道》中，有这么几个字:“怒而不浮，避而不露，学而不丰满；大胆一点，小心一点，聪明一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要小心就是做事要小心；明智圆，就是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不牵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做事要有原则。做生意的方法是以人为本。乔致庸认为做生意要以义为基础，以义为先利。

姜汝祥:晋商其实在很多地方和关公很像。比如乔家创始人乔贵发，和一个叫秦的人成了联盟兄弟，共同创办了 “广胜公”店。与贾森和石大学结婚，成立了“大胜魁”商队。此外，在两家商号之间，晋商还有一种合作模式，叫做“相”。用现在的话说，“相”就是结成联盟，长期共存共死。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公司是一个哥们创立的？应该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周伟峰: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关于仁义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大家很难处理的问题。事实上，晋商以仁义为教育的基本素材，不断灌输这种思想。这和当时不好的贸易条件有很大关系。如果人出了问题，必然会给交易带来损失。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发生损失，就很难挽回。《三国演义》中，正面教材是关公，反面教材是吕布。

姜汝祥:晋商除了联盟之外，在所有制结构上也有很大的发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权分离，即当制度达到一定规模时，店主和店主分离。同时实行“联号制”，即大事务所管理小事务所；二是给店主和男方提供一些“身体股”，现在叫股权。

周伟峰:我去山西的时候，“日升昌”的票号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在日常运营方面，当时采用的制度和原则在今天的商业银行中继续使用。另外，当时还有“顶股”，人员选拔机制，培训机制。我认为这些即使在今天也不会落后太多。

这些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的出现，其实和当时的商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小企业发展成大企业，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经营需求，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引进优秀经营者分享财富等模式就会应运而生。如果业务规模总是很小，老板有才华聪明就够了。他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曾经萌芽成型的东西，并没有成为一个体系，也没有深入发展。关键原因是中国企业的商业规模从来没有达到应该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来改造或增强这部分生产力发展的地步。这是今天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

刘智言:“日升昌”银行也把“银股”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大于副本。原相当于大股东，是出资人；复印件给总经理和其他员工。此外，还有完善的人事制度，以及不干涉总经理运营，但代表业主检查运营状况的“钦点制”。

姜汝祥:与晋商的结构相比，中国的家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周伟峰:可以说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坎，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当家族企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能引入外部资源改善内部结构，就会在市场规则变化时慢慢消亡。先进的企业制度和先进的企业必须相辅相成。如果企业管理本身不需要先进的企业制度，那么这个先进的企业制度就无法建立。如果企业本身规模小得可怜，却要套用全球500强的商业模式，肯定不会成功。

姜汝祥:晋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了伟大的创造，但有两件事对晋商的成功是致命的。首先，晋商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和军事形势，因此其商业结构非常脆弱。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山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彻底崩溃。打开开关，引入西方银行系统，晋商的票号就消亡了。晋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崛起接近于既得利益集团。当发生新的变化，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消亡的时候，晋商的步伐非常缓慢，繁荣反而成为他们的负担。同样，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过去高速增长的成就会成为负担吗？这个需要提醒一下。【/br/】【/h/】二、晋商用中国传统道德做了最大的经营，扩张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现状改变后会有问题。晋商发展初期，有在外打工十几年的店主，最后趁乱逃回，把资本还给主人；清末民初以后，出现了贪污、诈骗等现象。要治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单靠道德是行不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实力一定要靠现代企业制度，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人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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