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进晋国博物馆：半个多世纪发掘 从寂寂无闻到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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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考古队员在曲村合影

青铜器、车马坑、晋王陵...历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金霸业，在金博物馆的展品中复活了。是几代考古学家打开并解读了这一卷历史书。上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当时只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初都没有找到。

晋国统治春秋五霸150年，立国600多年，沿用山西之名。找不到早期都城是金文化研究的一个巨大缺陷。“发现晋国”对考古学家来说意义重大。五六十年代，考古学家的目光越过中原，聚焦山西南部。“穷追晋国”，这个搜索是50多年。

从“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到晋国博物馆的建立，几代古人的心血和汗水，使金、金盾、金文化浮出水面。那本书里的“晋国”逐渐清晰起来，映入我们的眼帘。

晋国博物馆展示了盗墓的历史

在晋国博物馆，有一个关于盗墓历史的展览。即使在盗墓展上，也没有人为消除盗墓痕迹，而是用特殊的标志标明“盗洞”等痕迹。

这在国内博物馆是很少见的。对此，晋国博物馆项目副司令员、原曲沃县文物旅游管理中心主任孙永和说:“博物馆是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地方。我们通过尊重历史，让人们讨厌盗墓者来表现这一点。”北京大学教授李说:“显示盗墓是非常忠于历史的。可以让观众看到考古有多难，保护文物，克服恶劣环境。这既包括野外的艰辛，也包括与盗墓的斗争。”

一群“北大学生”来到曲村

在金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有一面墙是灯箱展示的“屈村-天马遗址”。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考古学家的轮廓，蹲着、躺着或站着，一些人拿着探针杆，一些人拿着手铲。

77岁的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在谈到自己过去的长相时说:“是的，它和远处的农民没什么区别，就是一只手在地上挖着刨着……”

5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侯马大量的工业项目都是在工地上建设的，国家文物局在侯马组织了一次考古会议，避免在工业建设中破坏文物。1960年至1979年，考古学家在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并进行了两次发掘，初步确定为周朝金代文化遗址。

李参与了发掘。他和商周时期北京大学的考古专家邹衡一起发掘了曲村遗址。“当时发现了一些墓葬，我们也私下讨论过这是不是晋国的第一个地方，但还没有发现明确的铭文。我们有个想法，在这里建立一个稳定的实习基地，北大考古专业和山西省文物局的人员会进行长期的发掘研究。”

这个计划很快被采纳了。1980年，第一批考古学家来到曲村。山西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和北京大学师生共37人，以邹恒、李为首。考古发掘是在那一年的九月到1981年春节前进行的。

当年，偏僻的村子里就有这样的队伍。村里的村民不知道这些说北京话的外国人是干什么的。人们只是称他们为“北大学生”。带领这群“北大学生”的李首先头痛的，竟然是“生存”。第一次来曲村的时候，也带了介绍信。他不肯去公社吃饭，只去村里农民家吃派饭。

看着介绍信，村长很尴尬。“你不是搞水利井的，也不是收税的。在这个村子里对我们没用。你做考古的？”好说歹说，队长勉强答应了接待，把李和一行安排到了一个农民家里。当时，农民的房子条件很差，没有多少空房间。前天葬礼后，李·钱波发现了这个房间，这个家庭的老太太去世了，所以她离开了这个空的房间。

李回忆说，“房间是用来做事的房间。我们吃的饭是做事留下的。门仍然覆盖着白色。第一天晚上，我们四个大男人不敢睡觉，打了一晚上扑克。”

就这样，考古工作开始了，考古学家租下了村民的农舍，自己生火。从1980年到1990年，先后有七批考古人员来到曲村，村里建起了考古工作站。在考古学家邹恒的带领下，发掘出大量墓葬。邹衡当时一口咬定这是晋国的原封地，也是其早期都城的所在地，但由于缺乏大宫基址、王陵等相关证据，当时学术界并未普遍接受。

金厚的踪迹在哪里

在金博物馆“发掘历史”展厅的一角，一位老人静静地坐着，坐在竹椅上，手里拿着笔，认真地写着。来到这里的观众一开始会很惊讶。当有人“坐”在这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当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蜡像。蜡像的原型是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商周第一考古学家”邹衡。

这个蜡像唤起了许多考古学家的记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田是邹恒的学生。1982年，仍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的田文健第一次跟随邹恒来到曲村。正是那次实习，让他的一生与金厚墓地联系在一起。

田文健回忆说，邹恒和考古学家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找到“晋国第一封地”。邹先生甚至断言它就在这里，但没有1980年至1990年考古发现的直接证据。到1990年，邹恒先生已经60多岁，即将退休。十年的曲村考古需要一个总结，他开始写一份关于曲村——天马的调查报告。

1991年春节，忙于工作的邹恒先生决定去曲村过春节，并抽出时间整理他的报告。大雪封路的时候，64岁的邹恒在曲村考古工作站一字一句地查看他写的曲村考古报告，他的同事李并没有回家来这里过年。元旦的第五天，他的弟子刘旭(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从北京来到曲沃，找到了曾在陕西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田文健，乘考古研究所的唯一一辆卡车来到曲村。几天后，几个弟子在雪地里来到这里。那年春节，考古队员又聚集在曲村。

除了喜悦和激动，邹恒先生还谈到了当时日益猖獗的盗墓事件。田经常听邹亨先生说，他昨晚听到了爆炸声，而且似乎又有一座坟墓被盗了。

盗墓猖獗。曲村遗址请求保护

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纪也是邹衡的弟子。1984年赴曲村实习发掘，2002年后负责金侯墓地考古发掘工作。他回忆说，在曲村的头几年，村民们对考古一无所知，考古队挖掘出来的东西都放在屋里。一些青铜器生锈了，于是他们从老乡那里借了一个罐子，用当地的米醋浸泡，放在院子里。“不用担心安全。”。“对房东来说，你可以住在房子里，但不要& prime不要把挖掘出来的东西带回家。当时当地人对墓葬里的东西有些忌讳。”纪回忆道。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盗墓之风盛行，当地派出所只能把大家赶回去。考古队别无选择，只好动用考古经费，要求当地公安部派人值班。

李回忆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村里有一栋新房子。有人说是地下的东西做的。”有一次，公安局抓到一个盗墓贼，李和几个考古学家申请见这些人，当面问他们为什么要盗墓。结果，原来是他租的房子旁边的邻居。这让李很伤心，从禁坟怕祖到贪得无厌疯狂挖坟，就这么几年。

考古学家的无奈感来自各方面。李回忆说，当时，该县官员指责考古学家盗墓。“你不来，你不雇这些民工，能抢墓吗？”你训练他们来帮你考古。如果可以，他们会去盗墓。源头还是你...“此外，盗墓犯罪组织与官员勾结，即使有公安人员值班，墓还是被盗了。

从1989年开始，文物有关部门开始向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报告，要求对盗墓行为进行保护。1989年6月，李代表北京大学考古系致信国家文物局，请求保护曲村遗址。1990年3月，北京大学致信国家文物局，再次要求“曲村遗址紧急保护”，但没有得到回应。几个月后，同年小麦收割前，被盗墓贼偷走。

金侯墓地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92年初春，邹恒去了曲村考古工作站。路过太原时，听说1991年腊月，曲村天马旧址赵蓓村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入室盗窃案。据说偷猎者携带枪支和武器，挖出了许多“珍宝”。到曲村后不久，他们一次又一次听到类似的消息，引起了邹恒的警惕。

在调查过程中，邹恒和考古专家对盗墓现场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既痛苦又惊艳。经实地调查询问，已知盗墓遗址出土了大量大型青铜器，对盗墓分子的恶劣行为深恶痛绝，大量青铜器碎片和墓葬的格式印证了邹恒对晋侯墓地十余年的追求。

1992年，救援挖掘开始。从1992年到2007年，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金侯墓地的大门打开了。金侯夫妇墓9组19座，车马坑10个，陪葬坑、祭祀坑数十个。其中，晋侯夫妇墓被盗8座，墓葬被盗9座。四处都是苦苦寻觅的“晋国踪迹”。考古学家没找到。反而是盗墓贼先开了门。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困境:考古发掘吸引了盗墓贼，盗墓贼指引了考古发掘的方向。田文健回忆说，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有一半以上是盗墓贼发起的抢救性发掘。

1995年3月至6月，山西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一次春季“严打”斗争。金侯墓地被盗案，36名不法分子被捕，庇护和参与其中的政府官员被依法处理，10名罪犯被枪杀，成为当时“第一起文化保护案件”。1998年，曲沃县文物局以县政府的名义起草并向省政府写了一份报告，2008年9月30日，金国家博物馆项目在省发改委正式成立，2009年8月31日，金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