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晋商与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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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晋商进行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运输和营销，对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仲卿钱说:“清初，茶叶由西方客户经营，从江西转运到河南，在河南运出关外销售。西方游客和晋商也有20万到100万左右的资本。第一个春天，我们将欢迎你从东方来到河口。到了土地上，买的钱买的茶都是你出的钱，想干嘛干嘛。等茶过了，你就不算定了。”(《杂茶》)。为了保证茶叶的供应和茶叶的质量，晋商曾经通过福建省武夷山区的“兴东”(代理商)以包购的形式控制了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加工茶叶。也就是说，有些茶坊是在晋商的监管之下。但咸丰三年(1853年)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赴闽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湖北省武昌地区重阳县和普贤县交界处的杨楼洞和杨楼寺发现有种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他指导当地人种植茶树，制作红绿两色的茶叶，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书记载，以种植茶叶和制茶(加工)闻名的羊楼洞，是山西、安徽、湖南经商的必经之路。茶商们看到这个地区适合种植茶叶，就开始指导当地人，传授种植和制作红绿茶叶的方法(戴的《湖北杨楼茶》)。咸丰、同治时期，普贤、崇阳人在晋商的指导下，能够做出好的绿茶。晋商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的蒲、冲等县。咸的和同时代的茶叶大多是散装的。晋商购买后，需要打包到更大的项目中。光绪年间，普贤开始制作砖茶。原来的砖茶压制方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的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小。方法如下:将茶叶放入蒸笼中，放入锅中蒸熟，倒入模型中，放入木压机中，用杠杆挤压，移动，抬出模型，放在楼上，自然晾干。这种木压榨机每天只能制作60筐茶叶，或者说90担茶叶。操作不方便，展平效果差，厚薄不均，四角因压力不够而边角不全，不整洁，浪费。然而，它将茶叶的生产从散装改为成型砖，标志着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了铁压机，达到了省力、省力、产品整洁、节约原材料的效果。但是，还是属于体力劳动。晚清时期，晋商基本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尤其是武昌地区的茶叶产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再由晋商收购。砖是茶农的产品，但要贴上晋商的标签，写上生产者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代晋商生产，晋商预付加工保证金。晋商具有承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叶，晋商逐渐在普贤等地建立茶叶加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海外资料显示，“山西茶商每年都要设立永久的临时办事处和工厂，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在那里从事制砖工作”(中国版威廉·马克斯《茶叶全集》，第165卷，中国茶叶研究会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罗斯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获得特权，并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年)后，俄国人先后在汉口、福州、九江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年)后，英国商人在台湾和福建设茶厂。外国人用机器制茶，威胁晋商的茶叶生产。湖北晋商为了与外商竞争，开始改革茶厂。光绪十九年(1893年)前后，晋商开始用风动、液压机制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烘干机设备购自英国，精制出色香味俱佳的茶叶。

茶是一种经济作物。晋商在湖北大量种植和制作茶叶，主要是为了销售。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俄罗斯、英国等国家。雍正年间察合台成为国际商埠后，道光约有100家茶馆，全部由晋商经营，其中著名的晋商有大德峪、大生峪、大圈峪、金泰亨、金全永等。自乾隆以来，中俄茶叶贸易蓬勃发展。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年)，茶户向俄罗斯出售的茶叶达27.99万俄罗斯磅，约合250多万斤。道光以后，贸易量大增。道光十七至十九年(1837-1839年)，每年销往俄罗斯的茶叶平均807.188万俄罗斯磅，约合700多万斤，几乎全部由晋商经销。卫风初年，中俄茶叶贸易量仍保持良好势头，每年向俄罗斯销售茶叶15万箱，900多万斤。此时的晋商在对俄贸易上仍然保持着极大的优势，在贸易上有了主动权。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俄罗斯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贸易宪章》，获得了天津贸易权、低税率、从内地购买土特产和加工制作的特权，大大降低了俄罗斯商人运输茶叶的成本，剥夺了山西茶商的权利和活力。晋商虽然在对俄经商衰落的过程中顽强拼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宣彤元年(1909年)，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对在俄华商征收重税。与俄罗斯通商的山西茶商，直到清末又陷入困境。

同治、光绪年间，晋商的茶叶贸易虽然发展并不顺利，但却举步维艰。但它们对中国茶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首先在湖南和湖北种植和加工红茶，并供应给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人民饮用。他们还使红茶在俄罗斯出名，并将中国茶文化传播到海外。根据俄罗斯的说法，中国的红茶贸易使尼琴斯克边境地区的所有居民，无论贫富老少，都对砖瓦上瘾(以红茶为原料)。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上，我们用面包喝茶作为早餐。不喝茶不上班。午饭后一定有茶。茶一天可以喝五次，茶爱好者可以喝十到十五杯。无论何时去任何地方，都必须用茶来招待(瓦西里·帕欣《外贝加尔湖边境地区之旅》，商务印书馆，1976)。而且，“西亚所有游牧民族都大量饮用砖茶(红茶)，经常以砖茶为交易媒介”(姚宪浩《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湖广的晋商和茶农培育生产了最适合俄罗斯人和西亚人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使俄罗斯、西亚和东欧人对茶越来越上瘾，“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和东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或饮食结构，进一步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李三谋《近代晋商和茶文化》，《史记研究》1996年第1期)。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为中国茶叶的生产、运输和营销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br/】摘自张著《晋商与商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