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金瓶梅词话》发现于山西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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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花刺》发现后，《金瓶梅》作者考证发生了变化。王世贞说他渐渐退出了，兰陵小校生反而成了研究热潮。《金瓶梅·花刺》发现于山西介休，并不是因为晋商或山西当地文人收藏了这件古玩，而是因为《金瓶梅》保存了大量的山西文化，深得山西人的喜爱。

山西介休万里发现《金瓶梅·花刺》孤本，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说服力的事件。《金瓶梅·花刺》一直保存在陕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山西是金瓶梅花刺的发源地。

《金瓶梅·花刺》的发现改变了《金瓶梅》的研究历史

1931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对《金瓶梅·花刺》知之甚少。历史上出现过几种不同版本的《金瓶梅》:一是《万历》早期手稿丢失；二是词话本，即《金瓶梅词话》，明万历时期在介休发现；三是明代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判金瓶梅》。这本书最著名的版本是在平遥发现的现在保存在北京的版本；第四部是清代张竹坡批评的第一部奇葩《金瓶梅》。

自清代以来，《绣像金瓶梅》和张竹坡的评点本《金瓶梅》在中国广为流传。经过众多爱好者的整理加工，方言体系已被打破的《绣像金瓶梅》被称为北方官话版。而张竹坡版的《金瓶梅》经过几代人的加工整理，已经严重地山东化了。介休的《金瓶梅·花刺》的诞生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对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自从《金瓶梅·花刺》出现，就有了“土白”的说法，有了兰陵笑生的说法，有了吴晗否定王世贞的说法。

目前，《金瓶梅·花刺》有三个原版，分别在介休和台湾发现，后来在日本发现。介休《金瓶梅花刺》的发现也促进了日本《金瓶梅花刺》的发现。日本“金瓶梅花刺”分别于1941年和1962年被发现，其起源一直是个谜。

在日本藏文书籍上，黄金专家梅捷写道:有两个日文单词，一个是广日山里诺吉的慈恩堂，另一个是德山的毛利人居住堂。慈颜唐本于1941年被发现。100遍，分16卷，缺封面扉页，正文缺5页。战后，日本出版界曾计划影印，但慈岩馆的老鼠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得很差。1962年发现的栖息堂书籍共100册，共分18卷，但封面也不见了，正文少了3页。两个东土都是素净的原版画，改批语没什么意思。可能是从宝雍传到日本，埋了200多年。没人见过。和中国一样，竹坡在日本也很流行。

此外，京都大学图书馆还有23本残书和7本全本，发现时间比中文书籍早，但没有被注意到。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在慈岩馆出版了496页单面的《配套书》。两本书还是不全，94次采用两页单面中文版。因此，日本的金奎大很便宜。事实上，现有的三个版本的单词都不是完整的。

笔者认为日本《金瓶梅·花刺》的两个原版有可能是日本学者在民国时期从大陆获得的。

第一，1931年介休版被发现时，学术界开始与古董界竞争，因为古董界想卖给日本，这表明日本学术界非常欣赏《金瓶梅·花刺》。

第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一段抢书的历史，“柴张德，清末河津人。他擅长诗词赋，是阎敬铭的得意门生，藏书一万册。他被日本人卷走了...日本人入侵兴县，占领康田的家，烧毁西藏夏唐寅，历时七天七夜。日本藏文书籍有“天海藏文”字样，表明它们来自中国藏书家。

mainland China不太可能有辞华古籍。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藏文书籍值得关注。

《金瓶梅·花刺》保存在介休是因为《金瓶梅·花刺》保存了当地的民俗风情

《金瓶梅·花刺》保存了大量的山西民俗文化，尤其是介休尼姑的宣卷活动。《金瓶梅·花刺》中有大量关于山西产品的记载，书中的商业模式与晋商的商业活动非常相似，这是《金瓶梅·花刺》没有被破坏的重要原因。在《金瓶梅》中，书中很多地方出现的钱浦、钱庄、蒲圻等商人的描写，都带有晋商的影子，而《鲁善喜丝绸》的几十条记载则是晋商的原始业务。见于清代嘉庆《大清书》卷七○九，北京宋志强:“锦织绫，鲁最巧，即鲁丝。康熙六年的年号是“大路丝”，汾和泽州的区别是“卢晓丝”。大丝是政府用的，小丝是百姓用的。没有错。”《金瓶梅》中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鲁丝有可能是这种状态下制作的民用产品，证明《金瓶梅》与汾州关系密切。

《金瓶梅·花刺》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山西人更喜欢花刺语

《金瓶梅·花刺》的方言与山西方言非常接近，汾州人在很多日常语言和对话方式都比较充实的时候读起来非常亲切，这也是《金瓶梅·花刺》的孤本长期保存在介休和平遥的重要原因之一。《金瓶梅·花刺》更接近山西土白，西北大学教授李鲁格最早关注《金瓶梅·花刺》中的大量山西方言。

当地文史爱好者收藏了《金瓶梅·花刺》

国内知名藏书家多在江浙一带。他们为什么不收集《金瓶梅·花刺》？可能的原因是词典没有经过校勘整理，不适合一般读者，自然被淘汰了。清代《绣像金瓶梅》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

一般来说，商人不爱读书，晋商也不例外。晋商收藏一些书籍是为了美观，但没有记载晋商收藏过时的《金瓶梅·花刺》。因此，仅仅把山西《金瓶梅花刺》的保存归结于晋商财大气粗，兼收天下是不够的。如果说《金瓶梅花刺》是晋商的收藏品，那它一定是一件高价古董。怎么能不记录在收藏家里呢？这样的宝藏能在一个不懂异域货生活的老先生手里流通吗？

民国时期山西著名学者常赞春曾记载:“明朝时，晋朝官员多，所以书多。自清中叶以来，洪洞东施、介休白、曹实、祁县孙氏、太谷曹实、孙氏等都致力于善行善举，专门书库。”如果说《金瓶梅·花刺》是一个官员的专属收藏，那么它是如此罕见，不应该在文学中丢失。

因此，介休版《金瓶梅·花刺》应该由当地文化爱好者保存。全书印刷质量好，保存完好。这个版本的特点是有对朱碧的修正和评论(属于不同的笔迹)，整本书在朱墨是辉煌的。虽然有一定的墨校，但还是有可能区分出原版的原字和后人改的字。可见，《金瓶梅·花刺》是经过藏家精心校勘的，他们是两位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

据民间调查，《金瓶梅·花刺》被介休大津村的一位老先生带回，后被北京人带走。大津村是个小村子，没有什么名商。是当地文人的老先生救的。

介休、平遥，今属山西晋中，明清时属汾州府。这两个县都与夏果汾阳县、汾州政府接壤。为什么在古芬府故土发现了两本珍贵稀有的明本《金瓶梅》？恐怕这不是意外。兰陵小孝生可能就藏在里面。

据史料分析，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共出版禁书150余种；康熙五十三年，又复诏:“私制、私卖、私印者，皆革职，军民百员，流三千里。卖家五线谱一百，观者五线谱一百。”自清代、乾隆、嘉庆以来，《金瓶梅》版本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在市场上发行。为了防止它的蔓延，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软硬结合的政策，包括以成本价购买藏在车间里的印刷书籍，或者要求车间自行销毁。很明显，官员和大亨们很可能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收集禁书。《金瓶梅·花刺》能在山西介休保存下来，应该归功于当地文人的喜爱。

此外，在山西发现的崇祯本《新刻绣像批判金瓶梅》也是我国珍贵的版本之一。这个版本虽然有几个稀有版本，但在平遥保存完好。是在距离市区7公里的洪堡村发现的。

相传平遥红宝村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原名红宝村。它的创始人是当时韩国的一位官员，名叫郝普度。据说回到家乡后，他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并在此定居，逐渐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洪堡村。数百年前，这个村庄被护城河环绕。城堡周围仍然保留着夯土城墙。据说大部分居民都是种地和读传家宝的。虽然没有高官显贵，但也有能读会写会算的人。传说东郭村东南有文峰笔，离堡西两里，西门对面画壁是砚台，有利于堡内的文笔。从这个角度来说，平遥珍本也是当地文人保存下来的。(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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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花刺》简介

《金瓶梅花刺》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版本系统。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

第一，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吴栋·农·朱克、欣欣子所著《金瓶梅·花刺》一百回。所谓“花刺”，是指书中插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赋。

其一，《新刻绣像批判金瓶梅》，又名《原金瓶梅》，刊于崇祯年间，故通称为崇祯本。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论崇祯的书，出版了第一本奇书《金瓶梅》。这是张竹坡的批评。很受欢迎。清同治年间，蒋敦复删减了民国五年村宝斋刊刻的第一本奇书《金瓶梅》的污言秽语，成为《金瓶梅》的第一个删节本。齐鲁书局出版了崇祯《绣像新刻本》，批评《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