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中国文学70年：人民性的生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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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文学评论家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打地歌》生动简洁地表达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对应状态。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而是与自然的运行统一的。这样的诗虽然描写了人的社会生活，但这种社会生活和自然存在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他们是一体的。在后来的古希腊悲剧中，人是由命运决定的。这些作品中的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逃脱黑暗中设定的命运。在这里，人虽然独立于自然，却没有自我意识，却无法摆脱命运的被动存在。到文艺复兴和之后的启蒙运动，在欧洲，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变成了苏醒，他们逃离了上帝的命运，开始追求人们应该拥有的生活、权利和价值观。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机械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很快就被机器、利润、欲望等新的“神”——“物”异化了。摆脱上帝的控制后，人的独立被事物压制。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盛行，不仅仅是一种将艺术表达拓展到人性深处的努力，更是一种异化后的困惑和迷茫的表现。在东方，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处于微妙的状态。即使是《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也深刻地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点。这是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待人类生活的空。当一个特定的人被更广阔的时间空重新定义时，它就呈现出一种“无意义”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仅仅从特定的人的角度来看待人，而是从空的宇宙时间来看待人，人的终极价值仍然逃不出“空".“空”不是无，不是不存在，而是“无”，主要指其价值形式的消失。虽然这种表达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仍然认为它是一种充满负面意义的认知。因为，即使从宇宙时间空的角度来看，如果人类的价值可以被忽略，那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人们仍有自己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审美追求，创造出一个属于人类、实际上属于宇宙的灿烂文明，并因“人”的存在而完成宇宙时间空的存在。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宇宙中人类等许多存在物，就没有宇宙。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70年的文学实践，以人作为自觉的存在，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人的创造性、崇高理想和高尚品格，可谓是一大贡献。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新中国70年的文学中，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一部分——劳动者成为了主角。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但是，在这种描述中，从最重要的角度来看，他们基本上处于作品中人物雕塑的边缘地带，既不是社会生活中活跃的人物，也不是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角色。基本上只是一种构成叙事需求的“搭配”，是配角的“配角”。即使是《红楼梦》这样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作品，普通劳动者也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比如刘姥姥和焦大。在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作品中的阿q只是一个穷人的“另类”。但必须承认，从新文学开始，那些开车卖浆的人就开始走上文学殿堂的舞台中心。比如《一件小事》中的外国马车夫，表现了普通劳动者的高尚人格和品质，以至于作者的“渺小”应该被压制。在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如蒋光慈的《短裤党》，劳动者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尽管他们的形象仍然是软弱的、概念性的，但毫无疑问，新文学表现出了对普通工人的关心和尊重。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大量光辉的普通人形象。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文学创作中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从而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在小说《吕梁英雄传》中，世世代代生活在吕梁山的普通农民逐渐觉醒。面对日寇的侵略，他们不得不拿起枪，发动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小黑婚》中，因为人民政权的存在，像小黑和秦晓这样的年轻人有了追求自己价值观的社会条件——无论是个人爱情婚姻，还是国家独立等等。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谓“三红一创”——“三里湾”、“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在他们所代表的作品中，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得到了唤醒，创造力得到了激发。他们以热情创造自己的生活，表现出巨大的智慧和勇气。他们不仅是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有意识的人。在这些作品中，劳动者成为创造新生活的主体，而不是“他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可有可无的角色。他们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价值追求、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自己当家作主为荣。毫无疑问，这类人物的出现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根本的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土地，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为劳动者谋根本利益是现实。这使得劳动者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现实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即劳动者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角。

一般来说，这些主人公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形象，因此具有崇高的品格和独特的个性。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都有个人意义——比如对爱情的追求，个人家庭的影响等等。然而，这往往是这些图像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在参与建设新生活的浩浩荡荡的实践中，他们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价值追求始终汇聚在一个更为广阔、崇高的使命中，并为之努力、奋斗甚至牺牲。例如，在王愿坚关于红军长征的系列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受害者形象。这些红军战士虽然不是全能的人物，但他们是千千革命队伍中一万名战士的代表。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毅力，有道德。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胜利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它们既表现了革命战士的光辉品格，又表现了人性最光辉的内涵，是人性崇高品格与革命理想的完美统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改革的呼声和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们不愁个人得失，却表现出能反映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勇气和魄力。《乔厂长上任实录》乔厂长狠抓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对抗掺杂个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势力时，表现出了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和情操。这个人物形象延续至今。虽然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但精神品格是一致的。

在中国新文学中，也有许多理想人物处于“高位”，如厂长乔和县委书记。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成为叙事的动力，成为故事演变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忽视或丢弃了普通劳动者的写照，而是在这些形象中强烈地展示了人的属性。换句话说，他们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这些人物本身就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必然，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也可以说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言人和化身。其次，他们的社会实践目的不仅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他们的实践方法、智慧和经验都是基于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来自人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的成员，只是分工不同。因此，虽然他们在作品中的具体身份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仍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过去70年的文学描绘了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宏伟斗争。一般来说，有一些类型。首先，是近代以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革命战争画面。其中如《苦难的荣耀》《烈火金刚》《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山下的花环》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自卫反击战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史。其中《青春万岁》《宋老达进城》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发自内心的骄傲和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真诚向往。《山镇巨变》、《钢铁洪流》、《汾水长流》等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新中国工农业战线呈现出的崭新气象。《乔厂长上任》《三千万》《新星》《重翼》等作品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走向新变化的历史进程。”《抉择》《省委书记》《雪无痕》展示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艰难历程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其他作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社会政治、日常生活、精神文化，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花园五街”、“芙蓉镇”、“活动化人形”影响广泛。那些开拓性的作品，在拓展中国新文学可能性的同时，展现了人类的内心世界——精神的、感官的、无意识的，让人看到了人类存在的另一面。他们大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承受生活的艰难困苦，表现出生活的坚韧和毅力。比如《白杨之春》，即使是像曾怀林这样在农场改造过的人，依然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逐渐变得坚强。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过去70年的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和代表着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比如《哦，甜甜的雪》描述的是一个在山里长大的乡下姑娘。当她看到火车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符号时，她的内心世界被深深触动了。这种触动虽然属于香雪海个人，但也属于时代，属于和香雪海一样渴望出山，融入山外世界的人。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孙少平代表了新的历史时期后试图改变个人命运的普通人形象，极具典型性。在《上杭》、《甘家洼风光》等作品中，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化，具有柔和的人文情怀。人不再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这种个体不再仅仅属于个体，而是反映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人的本质，是人的命运的个体化表达。在这里，个人和群体生动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鲜明画面，为中国文学创造了新的审美世界。总的来说，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信念，符合时代要求的智慧、能力和情感，丰富多样的人格特征和充满个性的人格魅力。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必要性，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改变世界、走向未来的活力。人的本性成为新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杜: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