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赵树理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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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是一个冷静而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但通过对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的深度解读，以及对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的多方面探索，我们会发现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内心始终孕育着一个宏伟的理想 这一理想诞生于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与无数仁人志士的社会理想相连 然而，赵树理的理想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绝不是类似激进、浪漫甚至“极左”的社会理想，必然会使他的理想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成为他悲剧的根源 赵树理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间文艺为基础的“文学理想”，二是以民为本的新农村“社会理想” 赵树理一生为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而努力 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 他从小就受到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在最初的创作中，他使用了新文学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 只是到了30年代初，他才觉得新文学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扎根，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歌手”占据，然后他自告奋勇为广大农民写作，愿意当“文学作家”。 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仍然被牢牢地继承，这正是他优于同时代和类似作家的地方 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佑才板华》的出版，证实了他孜孜以求的大众化和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道路，成功地解决了新文学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问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一次胜利” (周扬宇)面对耀眼的成功和铺天盖地的赞誉，赵树理其实是真诚的，也是可怖的。他并不认为他的创作有如此高的水平和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他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自己为农民写作的意识。 在与美国贝尔登的谈话中，他称自己为“志愿文化人”，“我完全是自愿为人民创造的。” 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对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进行了统计，并期望作家和艺术家努力“满足群众的艺术要求”和“弥补农村艺术活动和空白的缺陷” 这时，他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民间作家的心态，而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 民族解放后，赵树理进了北京。何与老舍、等同仁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了《说话与歌唱》杂志，推出了一系列大众文艺书籍，并亲自改编创作了戏剧和曲艺剧本 这一切都源于他逐渐成熟的文学思想，即在民间说唱艺术和故事小说的基础上，建构具有民族风格和通俗语言的新文学 他不仅致力于这一事业，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他在《重温大众化的老话》等多篇文章和讲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文艺有三大传统，一是中国传统古典文艺，二是五四文学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 事实上，当前的文学是建立在第二种传统基础上的，这种传统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接受圈之外”，不符合毛泽东“在大众化的基础上提高”的文学思想 他认为，如果当代文学是“以民间传统为基础的”，那将是另一个场景，将真正走向民间 多么大胆的想象，多么诱人的理想！但几年后，赵树理悲伤沮丧地说:“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不愿意失败，不承认现实。” 其实我多年提倡继承的东西都毁了，因为没人回应 如果说赵树理20世纪40年代的通俗文学创作在历史上符合特定的政治文化需求和文学发展趋势，那么他在50、60年代的文学理想则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排斥和挤压 激进的“左倾”作家认为这是一种“保守的”和“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文学，而继承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作家则认为这是一种“下层巴丽人”的“低级”文学 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判断这类文学“右倾”、“暴露”，与时代潮流相悖 赵树理的作品从1948年的《邪不压正》、1955年的《三里湾》、1958年的《锻炼》、1965年的《十里店》一直受到不断的质疑和批评，可见他的文学探索和理想是多么的艰难和不合时宜，赵树理只是一条“通向终点的路” 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为“文学大众化”和“文学为农村和农民服务”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文学与农村和农民又一次被割裂开来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的农村文学市场比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更加荒漠化和贫困 农民不仅不读小说、散文、诗歌等。，但他们也不喜欢今天“脱离道德”的新文学 赵树理的文学思想和理想仍然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继承 要强化“为农民写作”的目标，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当今农民在文化和审美心理上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努力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为广大农民创造更多的精神食粮 赵树理是中国农村革命和建设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减租减息到土改，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和农民同舟共济。 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更注重农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制造那种浪漫的前景和想象 然而，他所关注并试图解决的所有现实问题都导致了他的“社会理想” 在他具体的农村工作中，他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目标；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一点一点地描绘了新农村 在小说《三里湾》中，画家老梁精心画了三幅画，标志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1959年，他作为阳城县委书记，回到家乡潘庄公社尉迟管理区开展农村试点，组织和指导干部群众，在政治、政策、经济、生产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 这些都显示了赵树理的理想情结 在他的理想中，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必须实事求是，符合农民的利益。农林牧副产业必须全面发展，必须有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生活。还必须有一个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政权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赵树理的新农村观是立足现实的，是“以人为本”的 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赵树理进行了一场堪称“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斗争 1951年秋，在华北局召开的农业合作化座谈会上，他唱反调，反对加速实现合作化，遭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 1959年春，在阳城县举行的春耕生产宣誓大会上，他与县委主要领导在制定“大跃进指标”上发生了激烈冲突。他愤怒地说:“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向上层算账，更重要的是，它对人民负责！”同年秋，他给《红旗》杂志和中央领导写了许多信，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他被召回北京接受批评并责令检查，并被认为是与彭的“相呼应”和“三面红旗” 他拒绝承认错误，几乎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在他的创作中，他用“曲笔”写出了《锻炼》，含蓄地揭示了“极左”作风在基层政权中的蔓延，干部与党员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高压政策下弱势农民的畸形生活 赵树理在农村工作和文学创作中努力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他的社会理想本来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是可以一步步实现的。但是，在一个他失去理智的时代，却成了一个美丽而脆弱的泡沫。 这是赵树理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回顾文学和历史，无论是肯定论者还是批评家都认为赵树理是一位独特而伟大的作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共识？这是因为赵树理不仅有原创文学，而且有高尚的人格 不仅是现实主义精神，还有理想主义的激情 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在他那里高度统一 他先是农民工，然后是作家。文学是为他的社会理想服务的，他不朽的文学作品是在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产生的 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才华、智慧和生活无私奉献给农村和农民的优秀作家！当前，“新农村建设”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当代作家，尤其是那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如何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继承赵树理的思想和精神，借鉴他的生活、工作和创作经验，创造条件深入农村和农民，融入农村改革和建设的大环境，写出更多更好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