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明清晋商与徽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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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的影响力依然不小。晋商大院成为一种文化，徽商成为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兴衰历史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晋商与徽商的区别 晋商与徽商的渊源和兴衰时间略有不同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原因是北方边塞驻军人数众多，明代实行“开中法” 所谓开法，就是商贾为边塞将士输粮，王朝出钱让商贾引进盐，商贾用盐引至指定的盐场、指定的地区卖盐。因为盐是垄断产品，所以利润很高 晋商抓住机遇，利用地缘优势，利用“开中法”领先 徽商在明代弘治生活了5年(1492年)。明朝因“开中法”之弊，将“仲恺”改为“折色”。商人把银换成盐，然后卖盐。徽商在地理上靠近两淮盐场的集散地扬州，在商业世界中施展才华 晋商在清末衰落，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衰落 徽商的衰落是由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废除了盐引入和商人对盐业的垄断，进而走上衰落之路 当然，晋商和徽商的衰落还有其他因素，但上述原因是最初的原因，因此处于低迷状态 这样，从明初到清末，晋商活跃了500多年，从明朝中叶到清朝，徽商活跃了近300年 【/h/】道光初年，晋商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办了山西证券交易所，一度主导金融业，并率先在中国境外开设银行 然而徽商在道光之后并没有把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观念上，晋商非常注重尊重山西人关公。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很多晋商会馆和关公寺庙 有些地方，晋商甚至先建关帝庙，再建会馆 晋商以关公为尊神，以关公的“诚、仁”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商业活动，以关公文化为伦理取向，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和行为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徽商突出朱(明代徽州婺源人，现居江西)，朱主张“道为古今之常道，如父之仁，子之孝，君之忠”(《语》十三《类》)；徽商遵循朱制定的“家法”和“家规” 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以“祭祀朱文公家祭”，而且到外地经商时，还在修建的祠堂中祭祀朱 比如苏州的徽州会馆，“别在电东当翰林，在资阳服侍朱文公”，汉口的新安会馆，景德镇的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的会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寺”，他们把理学作为在家族内行事经商的准则 因此，理学的观念对徽商影响很大 徽商“贾以儒为善”、“左以儒为正”，视业儒高于务儒，尤其对子女的业儒寄予厚望。 据统计，明代徽州进士392人 清代只有歙县获得系(含户口)称号，其中大学生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科举士7人，阁士15人，状元5人，次子2人，武次子1人，花探8人，川化5人，会元3人，13人，进士296人 晋商也重视儒家思想，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是自然的 但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俗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学而为善则商”，而不是“学而为善则官” 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说:“山右是习惯，重利的思想比名字更重要。” 孩子长得帅的更容易入行，那就宁愿做小官，再想入营的就被勒令底层学习。 雍正帝朱批评说:“商贾在善有秩居第一，其次仍愿力农，最后是读书。" (《明清晋商文选》)清末举人刘大鹏说:“此时有子女者，不准读书，而常向商贾取经，说读书穷，商贾能富，则不富。 是一个考孩子数量不够的县，山西省居多 (《退斋日记》)清代科举状元共有114人，其中安徽位列江浙之后第三，状元9人，山西没有清代科举状元 然而，山西还有五个武术冠军 这恐怕跟山西一直以来的战场多，商人中也有很多武术家，以及商品贩运和金融流通的需要有很大关系，所以山西才有很多飞镖，飞镖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都起源于山西太谷县。 徽商通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 例如，王道坤的曾祖父王泫伊就吃盐。且说的徒弟，姓曹的十余个，都是爱贾的，谁进谁出，必投谁去。" (《韩泰纪》卷一)休宁商人王《浮士德》严嘉是江淮之间，又有数千船只，牵着孩子来来去去 ”(《休宁西门王族谱》卷六)由于少数民族商人数量众多，徽商为了增强凝聚力，通过宗族的尊卑和长幼，对祠堂进行了大修，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 晋商的构成以农村人为主，其雇主主张:一是避免亲戚利用家乡；第二，从村民中选择最好的赞助商；第三，是从村民中提拔起来的 避亲，即避用户中的齐家，包括财主和掌柜，不能推荐使用自己的亲戚，所谓无三主(主、叔、叔) 用乡镇，就是雇本地人 从外表看，似乎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是也有一面加深了农村人之间的家庭纽带的维护 一方面意味着有钱人给村子送礼。 另一方面，当地的观念和员工的感激之情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是老乡亲，老乡是一颗心亲，一心一意就能成事。” “另外，老乡最了解自己的根，家人在老家“跑不掉和尚跑不掉庙。” 徽商搬到同一个地方从事同一个行业的现象很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是仁政里程创造的，没有别的地方。” (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引自张海鹏、唐李星《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坂井聪指出，彝族县宏村的王氏家族和82代盐商王元太，在明万历初年迁徙到浙江杭州 明朝永乐年间，王家在歙县黄冈，迁居湖北汉口，后又迁居襄阳、太原、重庆 (《徽州王的流动与商业活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第8期)这种家族迁徙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是不存在的，但也不是很普遍 更集中的迁徙是明朝中叶苏娜改属殷娜后，部分晋商迁居扬州。比如清初大儒严若渠的祖上，此时从山西迁到扬州 从那以后，很少有家庭迁徙 这时候晋商出门做生意不带家属，而是把家人留在原来的地方 正如清代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在外经商，十多岁就学会了经商。” 一旦积累起来，女人就会被总结 接待一个女的后，她还是盈利的，而且2003年返省率，惯例也是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 在房屋的建造上，明清晋商的房屋集中体现了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 晋商生活在山西，那里气候相对干燥，人和地相对较多，所以建的房子比徽商宽敞得多 比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庭院四周是完全封闭的砖墙，有女墙、城墙破口、瞭望塔和亭子。这是一座城堡般的建筑 祁县曲家大院占地4600平方米，有18个四合院，自成一体，相互连接，形成了四合院和大门的格局 大院的外观是城堡式的，墙有10多米高 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四个院落组成，现有“寿”院占地6500平方米 榆次长家大院占地200多亩，占据车王村东西南北两条街道 徽商更注重房屋的装饰、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经过调查总结出他们的特点:建筑色彩古朴典雅，山墙造型独特，庭院紧凑而又能容纳，梁架结构奇妙而又多变，雕刻装饰精美而又美观，室内陈设简单而又典雅 徽商聚居，村舍注重山水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变化，幽静的邻里水巷，如画的村长装饰 徽商的房子无论从规模还是庭院面积都很难和晋商的房子相比。比如宏村的王承志堂就是徽商的大型住宅，占地2800平方米 余会馆600平方米，乐贤会馆411平方米，会馆266平方米，西递村胡的静爱会馆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 可以肯定的是，晋商的房子虽然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富丽堂皇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徽商的房子特点是南水北调，浓绿浓艳，美不胜收 另外，晋商“俭”，徽商“奢”，晋商和徽商在饮食方面是不同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晋商与徽商的相似之处 习俗首先，晋商与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税收和服务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金银花的采集到鞭笞法的实施，转化为货币的税收部分日益增加 退税刺激了生产，极大地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 清朝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商品生产的整体水平大大超过了明朝，水陆驿站主干道的迅速扩张为晋商和徽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具有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古代商人吸收了儒、法、军、道的良性影响，用传统文化创造了货殖文化，在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中更为集中和典型，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商人经营理念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有关系，商业势力的兴衰受政治势力的影响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全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攀缘是晋商、徽商对待封建势力的基本态度 封建政治势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晋商和徽商的利益，也没有放松对晋商和徽商的敲诈勒索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的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此必然要与封建社会共命运 (张海鹏、王，《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再一次，晋商和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晋商和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突破地域界限，进行长途贩运，从而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 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崛起，徽商则说“无徽不成镇” 晋商不仅形成了商业经营和理财的商业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会消防活动的发展、古籍和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文化和算盘、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广以及民俗和民俗的变化 徽商促进了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和园林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h/】总之，明清晋商和徽商有同有异，各有千秋。这些现象也是当时的背景、地理和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