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追忆楷模往事 平凡朴实亦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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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龙，一个敢于思考、敢于实践的好秘书

阎菊倩正在桌子上写材料

焦、、任长霞...这些众所周知的榜样总是感动和鼓舞着人们。在山西人身边，一些清廉的干部也有鼓舞的力量。

孙文龙太行山上的焦尤鲁

今年1月5日至7日，连续三天晚上7时30分，晋城广播电视台发布了三集新闻片《清风雨变》。

从影片中，人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形象，他就是孙文龙。

孙文龙1931年出生于晋城市阳城县。1949年，入党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从省委回到家乡，先后担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的乡长、公社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

1982年，由于过度劳累，孙文龙去世，享年51岁。

虽然孙文龙去世已经33年了，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老秘书。自从我家乡的村民建造的孙文龙纪念馆建成后，崇拜者络绎不绝。

人们捐钱建造纪念馆

阳城县河北镇南西城山北麓的山谷里有一座馒头形的小山——古堆山。在山脚下的古都地村，青松翠柏间有一栋红墙青瓦的建筑。那是孙文龙纪念馆。

孙文龙纪念馆建于2000年春，占地6000多平方米。目前，有纪念馆、纪念馆、展览馆、松井平台等。

由曾任阳城县委书记的孙文龙、来自中国各地的干部和外国友人题写的六十块石碑，分三排列在纪念馆北侧，形成了一片“书林”。“张国一2元”！在一个“捐款纪念碑”上，2元的捐款在面对1000元到10元不等的捐款金额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38岁的古迪地村党支部书记孙晋军讲述了张国一的故事。

2004年秋天，在孙文龙的汉白玉雕像前，纪念馆还没有建成，一位老农出现了，痛哭流涕。这位80多岁的老农名叫张国一，来自芒河镇崆峒村。同一天，他路过孤独堆的底部，沿着路标找到了纪念馆。

20世纪70年代初，张国一在龙江水库工地的泥水中工作。因为他的脚穿“张口鞋”，脚被石灰水染红了。来工地的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孙文龙恰好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为张国一买了一双胶鞋穿在脚上。

张国一是个孤儿。她已经40多岁了，没有家人。看到“县长”给自己买了新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孙书记老了(死之意)之后，我就没来送了……”离开纪念馆时，张国一坚持只捐出口袋里的2元钱。"纪念馆是用群众的钱建的！"孙晋军说，纪念馆分四期修建，历时7年。"超过200万元的投资，全部来自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孙文龙去世已经33年了。在过去的33年里，人们没有忘记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钦佩他，记得他，更称赞他。每逢节假日或秋收季节，阳城县的人们仍然在家里、在路上、在牧场、在果园、在水库水渠、在墓地或纪念碑前顶礼膜拜！

群众觉得孙文龙不像一个官员

在人们的心目中，孙文龙有很多头衔:粪筐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北瓜书记、棉花书记、水利书记、气象书记……总的来说，他是个农民秘书。

在工作中，孙文龙提倡节俭。作为县委领导，和其他人一样，在办公室排队吃饭；经常徒步下乡，去的乡镇不允许接待。74岁的郝旭初已经和孙文龙共事十多年了。在他眼里，孙文龙和农民像朋友一样相处。在群众眼中，孙文龙“不像一个官员，他爱和普通人吃一壶饭”。

以前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孙文龙过着简朴到贫困的生活。他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病了也不吃东西。他甚至没有给他身后的孩子留下一分钱，所以他被亲切地称为焦尤鲁式的好秘书。

纪念馆名誉馆长孙说，一年到头穿着都很朴素。一套褪了色的中山装，千层布鞋，一顶旧草帽，一个黄色的挎包，是他平时的装束。黄包里有三宝:一个是他常用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下乡的记录；一个是手电筒，他晚上加班经常用；一种是手剪，可以随时拿出来修剪和砍树。

看到桑书立，想起孙书记

"看到桑树理，我想起了孙."阳城蚕桑生产已有3000年历史，年产量居华北第一。如今，当阳城人看到蚕茧时，他们不禁想起了孙文龙。

“敢想敢做的好秘书”。在纪念馆里，一面略显褪色的横幅被玻璃覆盖着。“这是54年前，庙头公社社员敲鼓送给孙！”孙晋军说。

在这25年的政治经历中，孙文龙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官衔”，那就是山西蚕桑学会会长。

1957年3月，从太原回到家乡的孙文龙，先后担任文敏乡镇长和四头公社主任。经过调查，他认定种桑养蚕是山区农村致富的副业。他在公社门前种的七棵桑树枝繁叶茂。三年过去了，拥有2400棵桑树的寺庙数量增加到了31万座，成为了全县的一家蚕桑大公司。1989年，四头成为阳城第一个蚕茧生产和收入的蚕桑镇。

1963年，孙文龙被调到润城。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前来告别。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几个老农民要求孙文龙脱鞋。老人说:“这是我们祖先定下的规矩。叫做‘清官脱靴，贪官脱帽’。你为人民做了这么多好事。自然，你得脱下你穿过的旧鞋，给我们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品。穿上我们做的新鞋，去新的位置，做个永久的纪念。”

据纪念馆名誉馆长孙介绍，离开润城时，乡政府为他准备了一张桌子。孙文龙后来支付了食物和饮料的所有费用。

随着位置的改变，孙文龙有380多个村庄适合种植桑树。到1977年，阳城已结茧60万公斤，孙文龙成为“华北第一大蚕茧县”的愿望在他任职期间实现了。

孙文龙的坚持为羊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他去世两年后，阳城蚕茧总量达175万公斤，收入2400万元。

为了养蚕，孙文龙已经到了“执拗”的地步。1977年5月，他拖着病体来到革命老区武乡。1980年调任时，在晋东南16县武乡排名第15位，跃升至第4位，成为全国新蚕区先进典型。

1980年10月，调到屯留的孙文龙再次举起了“兴桑”的旗帜。1982年3月16日，他去世的那一天，留下的一组数字成了“停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桑园占地6000亩，结茧10万公斤，比1980年高出12倍。”

晋城市委原书记李栓说:“坚持一件事20多年，不简单，做个干部模范就够了。”

他去世八年后，省蚕业协会召开会议，批准孙文龙为陕西省蚕业协会会长，并决定在孙文立龙树碑。

在党史上，群众团体倡导为一个党的干部立碑是极其罕见的。阳城、武乡、屯留等县委员会，主动承担起了立碑工作。1990年8月22日，孙文龙纪念碑在阳城县蚕桑中心落成。

颜聚谦为史记事业奋斗一生

虽然阎聚谦已经死了20多年，交城人还是夸他:“老阎是个好人！”“老阎不讲究吃，吃饱就行。穿起来也很普通，就是干净整洁。”

打开简历也是不做作——阎聚谦(1933-1991)，交城县天宁镇东街镇人。1949年参加工作，从小学教师、县文化馆馆员，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1984年任交城县志办公室主任。

1988年6月，严聚倩被检查为胃癌早期，胃切除三分之二。但是，他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就投身于县志编纂；两年后胃癌转移到食管癌晚期，他依然不肯休息。他坚持带病研究记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严巨千的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简单的话语却感人至深，琐碎的事情太多，无从谈起。

人们说颜聚倩住的房子是一明二暗的三百年老宅。因为年久失修，潮湿，大家开玩笑说房子不分昼夜，冬夏都一样。

严聚谦的同事说，老严工作了40多年，从来没坐过像样的桌子。许多材料写在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他从来没有用过像样的公文包。他去农村开会，总是用一块布把自己包起来，把文件材料背在背上。我去太原出差，经常在姐姐家吃饭住。即使我出差，我也住在最便宜的房间...

1956年，23岁的严聚谦被吸收进党。他说:“永远记住你是共产党员，你必须为这个称号赢得每一点荣耀。”

无论在哪个岗位，严聚倩都是勤奋努力的。县委宣传部主办报纸期间，他既是编辑又是编辑，靠他组稿、写稿子、排版设计、题注插图。一万多字的内容，要用高粱大小的小楷，一丝不苟地写在特制的药纸上，再用平版印刷。一个字写错了，整页都要重写。无论是在隆冬还是炎热的夏季，严聚倩日夜加班是常事。即使房子近在咫尺，他也住在办公室，睡在地板上，吃干粮。他宁愿苦尽甘来，保质保量按时出版。从1952年到1958年，在报纸改版之前，整整六年，忽冷忽热，日复一日，没有间断。

颜聚倩的努力很有说服力。在村里召开会员大会不容易。只要老阎对着喇叭唱歌，成员们就会陆续到会。宣传和执行党的农村政策，他现在正在化妆和唱歌，通俗易懂，在田间地头，聊天，贯彻精神。

1974年，闫聚倩母亲去世，子女只戴黑纱，不戴孝，不雇小号手，不摆宴席，不收礼物，只办小追悼会，下葬。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结婚时，没有收到任何礼物，没有请客，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近亲。这只是全家人的简单一餐。三儿子订婚后，有朋友说:“老阎，小儿子没有告我们结婚，不然你会看不起我们的。”但她一转身，老严就对没进门的三媳妇说:“婚礼当天骑车来。我是老干部，老党员，要带头。事实上，在婚礼上送礼和请客既奢侈又浪费。何必呢？现在很多人愿意简单的去做，但是受世俗的影响，害怕别人的笑话。让我们做一棵树。”

生病后，严聚倩名义上在太原姐姐家“休养”，但他一整天都没有停止工作。三个月内完成了14万字的《实业志》、3.5万字的《政权志》和3万字的《政法志》，审定了7万字的《人民志》和4万字的《城乡建设志》。

阎聚谦用自己最宝贵的心血和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1990年9月20日凌晨1点，起草了一部140万字的交城县地方志进行审查。此时的严聚谦，肿瘤已经堵塞食道，连水都难以下咽。1991年1月22日，阎聚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为编年史事业献出了最后的生命。

1990年12月，中共吕梁区委、吕梁行政公署授予阎聚谦同志“当代吕梁英雄”称号；1991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在地方志修编工作中宣传严聚谦同志事迹和学习严聚谦同志的通知》。199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向阎聚谦同志学习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