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怀念坦荡耿直的赵宗复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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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966年6月21日星期二，一个闷热的下午，太原理工大学(现为科技大学)校长赵宗福被发现从土木工程系三楼跌落到二楼混凝土层，当场死亡。他是怎么摔倒的还是个谜，因为他周六下午没从家里回到大学。没有人知道事故发生在清晨还是深夜，当时他身边也没有亲人。学院领导以避免扩大影响、伤害家庭成员为借口，始终拒绝探望家人和子女，当天下午只通知了赵宗福的弟弟赵景福，赵景福通知小姑赵希河迅速处理善后事宜。

6月22日上午，听到舅舅刘武周说:“赵希和今天没来上班(当时在市许可证厂上班)。她昨天下午被叫走了。有什么不对吗？而且我听街上的人说太原理工的一个大干部跳楼了。”从20世纪40年代起，我的父亲刘、叔叔刘喜洲、刘五洲就在蓟县克南坡与赵宗福一家相识。我从小就很佩服赵宗福的热情、大度、真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太原。宗父叔让我们住他叔姚心三的东院(天地坛二巷28号)。我们是两代人的世交。听了四叔的话，我又是狐疑，又是忐忑，就坐车去了新民四条六号赵宅，看到赵希河阿姨满脸的悲伤，悲痛欲绝，焦急万分。孩子们围在一起，反复要求亲眼看看父亲赵宗福，但工学院派人阻止，冷冷地说，党内死者要迅速处理善后工作，当天下午就让他们去上坟。赵希和说怎么这么快就能做到，连看都不会看。泪水在她心里流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葬礼不得不在22日上午举行。

我说我现在就去郝庄把事情做完。当我骑到郝庄郊外的黄土坡墓地时，我看到一口棺材停在那里。我和殡葬人员把宗福叔的尸体抬出棺材，脱下沾有血迹的衣服。十多分钟后，理工大来了一辆大车。赵希河大妈和她的四个孩子，钱玉，钱光，势和小河(当时大儿子钱德和大女儿钱科都不在家)，还有理工的两个人，然后是我和郝庄殡仪馆的工人。

黄土坡上，一丛丛草在阳光下绿绿的，梯田墓地里的一丛丛坟与草相连，远近高低，荒凉寂寞。我和殡葬工人把宗福叔叔的尸体抬到墓旁的垫子上。只见赵宗福躺在席子上，左腿骨折，双目微闭，嘴唇干裂。他好像有话要说，也许有冤案要诉，右脑还在。失血过多。赵细河把宗福的叔叔换上赵细河阿姨从家里带来的的确良衬衫，穿上中山装和涤卡制服后，赵细河看到了自己右脑的血迹，撕下的确良衬衫袖子上的白布把流血的伤口包好。除了孩子的哭声，旁边的人都低头，表情严肃，一句话也没说。在棺材里放上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在夹克的左口袋里插上一支笔后，棺材被合上埋葬了。51岁的赵宗福大叔就这样没有留下遗言，默默地走在了当时严酷的极左路线上。站在坟前，心在萎缩，手在颤抖，一个自觉背叛官僚家庭，秘密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革命者的身体，在草香的旷野里休憩。我心里知道，赵宗福叔叔的死是冤案，是颠倒人鬼的罪。我心里坚信，这绝不是赵宗福应该有的结局。40年来，我从未忘记他右脑滴下的殷红血液；他诚实坦率的性格，铁石心肠的爱，一直提醒着我，引发着我的思考。

司马迁在《报任安》中说，人本来就是死的。但是，厌倦了为了生存而死，活得比死好，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只有诚实豁达，正义感很强的人才会向正义屈服，为道德而死。正如孟子所说，不能兼得。为了正义放弃生命。赵宗福叔叔右脑的血，体现了他求真的开放坦诚的一生；体现了一个为正义而纯粹不屈的文化人的精神。这不是国家历史上的先例，但确实是一种传承。

赵宗福少年时，其父赵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富裕家庭。步入青年时代，他的民生和民主的叛逆意识在脑海中滋长，他对时政和国家命运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后，受到新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重要的选择，可以说是赵宗福与黑暗社会的决裂，他的宣战。这对赵宗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的生活很富足。赵宗福入党后，利用阎锡山统治体制分配的职务，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8年毫无动摇地被敌特逮捕。当时他情况危急。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和战友，他主动承担责任，通过爱承受痛苦。后来，他说服卫兵抛开黑暗，从老虎的嘴里出来。可以说，他选择了背叛巨人，加入革命，他执着而坚决。

正因为如此，1944年赵宗福叔叔利用法定的机会，从克南坡到延安拜访中外西北代表团，并随团前往延安。在延安，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派人悄悄约他出去单独和他谈谈。他来到毛主席住的山洞，毛主席请他吃饭。因为不能喝酒，毛主席让人给他拿了延安准备的饮料，他一边喝一边听毛主席指示。后来主席还送了他一件粗毛大衣，让他回去告诉他，“外面风大，别着凉，你在白区，你的心是向着延安的”。他一直珍藏着(现藏于太原革命历史陈列馆)。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极左思潮的狂热冲击着年轻人的心灵。造反派再三要我说放在棺材里的红本子是毛主席语录，其实是对毛主席的污蔑，还放了一盒大前门烟，因为大前门和天安门广场隔得很远。他说他死后要唱反对毛主席的歌；还有一盒友谊花，说这是向苏修伸出的友谊之手。为了这件事逼了我好几次，让我写保证书，扬言要挖坟求证。事后得知，叛军确实挖了坟墓。他们还指责我是赵宗福叔叔的孝子、孙子，这是立场问题。赵希河阿姨家也受到了集体惩罚。从那以后，她被指控叛国和帮派，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赵宗福叔叔就愿意放弃富裕家庭的财富，投身于艰难险阻的报国救国的地下革命。30岁左右，在金山中学担任校长、教育主任、信息主任。他没有被这些虚荣而昂贵的权力所愚弄，而是从盛宴中看到了腐朽而罪恶的本质，以报国救国为己任，呼唤并援助革命青年。一直到解放前，他担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理工学院院长，都是穷人，老房子、旧衣服、旧衬衫，从来没有要求过生活上的享受。60年代三年国难期间，他连理工学院分配给他的车都没坐，而是骑自行车上班，用来接送教授或者服务生病工人的家属。经过30多年的奔波和努力，他没有受到任何屈辱，但当造反派执意污蔑他是“汉奸”、“永远不悔改的走资派”时，他从内心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因为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下了背叛旧社会的历史，又怎么可能背叛回来呢？

1978年5月下旬，赵希河阿姨去北京见我父亲。后来她找到薄一波、程、康永和等革命老同志，反映了赵宗福的冤案，1978年5月被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接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79年1月12日上午在双塔寺烈士陵园举行了赵宗福遗体安葬追悼会。那天清晨，天空阴沉，灰色的空天空飘着白色的雪花。灵堂里挤满了参加追悼会的人，整个灵堂都挂满了花圈和挽联。薄一波、邓楚民、黄镇、许德珩、王大仁、王忠清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向挽联致敬。在松树、鲜花和党旗的簇拥下，我看到许多老同志严肃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今年是宗福叔逝世40周年，所以我将记录我所知道的和经历的，以示我的牺牲，安慰酒泉的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