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柴泽俊:古建专家就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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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整洁而安静,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
书房和卧室的书架上摆满了自己和别人写的书。客厅里,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接待区和用餐区隔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框架。我仔细看了看这个所谓的古董架子,上面的物件很普通,很过时,甚至还放了一瓶绢花在上面。
这是不寻常的。
所以,当他吃完早饭,把不方便的腿脚挪到我面前,为我的等待道歉的时候,我的疑问迸发出来了:柴老,你这一辈子都在搞文物,这家里怎么就没有古董了?
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山西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人柴则军,负责永乐宫的迁建管理和建设,主持晋祠圣母院修缮工程,五南禅寺修缮工程,赴台鉴定迎宾灵石子寿寺十八罗汉头,单独拿出布达拉宫修缮方案。柴泽军在山西省担任古建筑研究所所长12年,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8年。
他挥挥手,淡淡地笑了笑:“文物干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己家里不能有文物。要说拿文物,就是我挑你眼里不好的东西好。我知道,但我不这么做。这是文物禁区。”
人们总是向那些坚持职业道德的人致敬,尤其是每天面对无价之宝的时候。我更好奇的是:这个剑宝的眼力是怎么出来的?有什么秘密可以传递吗?
他笑了:“有什么秘密?我是初中刚毕业,上初中才三个月。我研究事物或者保护事物。我努力工作了50多年,从来没有过星期天的假期……”
话匣子打开了-
1954年,年轻人在太原大营盘工作
本人临汾人,父亲山西大学堂毕业。我还记得学校颁给他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六榜第一”,但他29岁就去世了,当时我才两岁半。
我的家人处境艰难。我一上中学就退学了,一直想找点事做。1954年,我20岁的时候,背着我去了太原,一大早就去了大营盘沙河桥上班。有时候一天能赚8分钱,有时候一天能赚1块钱。滨州的路边有很多小吃摊。买一碗高粱面就是一顿饭,一天要花两毛钱才能睡在大同店。
9月,父亲的同学许德君介绍我到晋祠文化管理处挂职。当时仙殿正在装修。我在施工现场做了繁重的体力工作,比如拉砂、筛灰、拌灰。
苦吗?当然很苦,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回家吧。等我们回临汾,就可以种田吃饭了。”我感觉人如果不在年轻的时候受一点苦,见见世面,学点真知识,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做。
晋祠最忙的小工
在工地上,我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每次我用马车拉石头土方,人家要多少就付多少。我说这辆马车最多能拉半石以上。怎么可能是两面?大家都很开心:你会数数吗?之后,你将为我们做这项工作。从这一点开始,我专注于计算和报告事务,并对工匠分组移除的组件进行编号。年底,仙店停建。在晋祠设计太原城市规划模型的小组里当杂工去了。我平时关注的是模型,从程序,造型,彩画,一点一点学。
我对文物工作很着迷。当时,古代建筑专家齐英涛、杜、、、雕塑大师等曾来晋祠讲学。我一路听着他们的每一步,记下他们说的几乎每一句话。他们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5年3月,省林业局的一个绿化队在晋祠后面的玄翁山植树。我和这支队伍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主动帮他们扛测绘工具上山,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测绘技术。
6月,庙会又开始了,我成了最忙的人。
1955年7月,祭殿修缮工程完工,我又开始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晋祠文物管理处负责人向上面做了汇报,把我落下了。就这样,我正式入行了。
花了八年时间才把家搬到永乐宫
1958年,治理黄河的三门峡工程开始筑坝,芮城永乐宫位于水库淹没区。文化部要求国务院批准搬迁和保护。山西成立了永乐宫搬迁委员会,我被调任参与勘测选址,起草搬迁方案,承担搬迁工程的建设和管理。
永乐宫的迁建保护大家都没做过,中国文物保护史上也没有先例,责任重大,技术问题很多,尤其是壁画的迁建,国内外都没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施工前期由齐英涛等专家主持设计并给予技术指导,但施工工作的重担一直落在我这个业务知识和技术能力极其浅薄的人身上。
刚走的时候才24岁。从1958年8月8日到1966年8月8日,我回了太原。8年,我只回家过了两个春节,人和工地是分不开的。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有什么“武功秘籍”吗?要想达到这种文物水平,必须结合中国文史知识、考古方法和工程技能(绘画、测量、建筑)来承担这项工作。
建筑方面,你要了解建筑历史、建筑结构、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建筑功能技术、建筑规划、布局,甚至材料加工和施工技术。
除了这些,你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宗教,道教,佛教,佛教史,道教史,包括佛教宗派。
我一直在拼命学习和练习,白天工作,晚上总结。8年来,我整理了16张笔记,记录了近万张卡片。胃溃疡受不了疼痛,拿根棍子或算盘抵住胃。
做这种事,一定不要把它当苦难,但在别人眼里,你一定是个傻子,是个疯子。
1966年,永乐宫迁建工程竣工,当局连续三次发电报,催我回太原参加轰轰烈烈的文革。
32岁反动学术权威
一进办公室大门我就傻了,90大字报欢迎我。
三项罪名: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为吕洞宾建庙的幽灵精神。挂个牌子,批评打架,开始调查我的问题。
搬到永乐宫时,芮城县县长想买些刨花生火。他出十块钱,一分钱一斤,我拉他一斤。根据调查,这是受贿的证据!他们去找县长取证,县长狠狠地骂了他们一句:你以为你没疯?良心没事?
任何时候,我都敢说我一分腐败都没有,一件文物都没带回家。
我忍不住胃病发作,汗珠子滴在地板上。最后送医院做手术,胃被切了四分之三,终于把肚子痛破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物破坏,我是急着看在眼里的。“文化大革命”后,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对全国100多个市县的重要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进行了考察,并撰写了《山西省30年来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概况与保护》一文,宣布山西宋金以前的古木建筑占全国同期古木建筑的72.6%, 元代有350多座古代木构建筑,10000多件古代彩塑,70000多幅优秀的寺庙壁画。这一结论大大提高了山西文物在全国的地位,成为山西被列为文物大省的重要条件。
花了几百万,跟没修一样
我50岁担任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所长,62岁调任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70岁退休。主持和指导了山西100多个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
1993年到1996年,我主持了晋祠圣母院的大修。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出席了验收仪式。他问一些老同志近况如何。老同志说:他们花了几百万,跟没花一样。
张文斌导演松了口气:“你觉得这是个贬义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说明很少有达到理想状态的。”
修旧如旧是梁思成先生在1954年提出的,其实就是保存原状的想法。保持原有的布局、比例、形状、结构、陈旧的外观、原有的构件和工艺。朔州圣母院、崇福寺旧构件保存95%以上,五大南禅寺修复90%以上。历史已经过去了,怎么还能回去?80岁的老人还能变回婴儿吗?但历史上的修缮痕迹要保留,这是历史信息,不能更改。比如圣母院的地震遗迹正好说明了宋代代州地震对太原的影响。
从事这项工作几十年了,感觉自己并不聪明,但是发现了一些历史上的好东西。比如在研究寺庙壁画的时候,我说过一些大胆的话:
自宋代以来,文人水墨画盛行,一些偏颇的美术史家重墨轻色,重山水轻人物,尊文人而轻工匠。传世之作,弥足珍贵。数百幅方形壁画,画家的姓名和籍贯,以及他们的作品长期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中,后人无从知晓,这是极其不公平的。
樊氏的燕山寺占地近100平方米。王魁的画中,南门外有一幅街景图,可以和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提并论。《清明上河图》立在卷轴上,王魁的作品立在粉墙上,千秋万载弥足珍贵。再比如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上的4米长的流光,没有失败,也没有书写的痕迹。
后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壁画系,我认为这是保护中国壁画、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脉的需要。
人物简介:
柴泽军,男,1935年10月出生,汉族,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物调查与保护。
1954年参加工作,以工程单位负责人身份参加禹城永乐宫迁移工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队长;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
柴泽军同志对山西109个县的1000多处主要古建筑、造像、壁画等文物进行了调查,并逐一进行了鉴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提供了资料和依据;主持并参与修复了南禅寺、太原晋祠、漳州崇福寺、禹城永乐宫等5处重要文物古迹,指导省内修复保护文物建筑工程100余项;他写过80多万字的文章和论文100多篇,发表过《山西壁画》、《山西玻璃》等10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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