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化山西：南下干部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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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和组织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打长江，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山西作为老区，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下半年，大量地方干部随军队南下，主要分为三部分:太行太岳干部南下福建、晋中干部南下湖南、晋绥干部南下四川、西康。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选派一批精干干部南下。1949年初，4100多名南方干部到达河北省武安县，组成了南区党委，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7月，长江支队到达浙江省江山县行唐边，与张定成领导的华东干部会合。江南支队的干部在张定成为首的中共福建省委统一领导下，在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陇西等地工作。长江支队入闽，人地俱生，语言不通。他们在省委的领导下，与地方干部、华东干部、复员干部、南服干部共同努力，收粮收钱，支援前线，抵制土匪和霸权主义，完成减租减息、土改等各项任务，使福建的社会秩序开始好转。

1949年2月左右，辽宁-沈阳、淮海、平金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随军南渡长江干部调配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晋中区委为主，动员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政权建设和生产恢复。晋中南进工作组由晋中南进区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周、行署主任牛银冠、副主任张干成组成。区委设有6个地委、36个县委和200多个区级班子。各级都配备了工会、农民运动、青年、妇女和武装干部，以及医疗、烹饪、通讯和保安人员，共计3000多人。

1949年3月，晋中夏楠区党委在石家庄召开会议。在石家庄，南方工作组研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有组织的动员和重组；参观了焦化厂、纺织厂、小型锅炉铸造厂，让每一位干部对城市和工业工人有了直观的了解。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行军，南方工作组在南下途中进行了军事编制，各队实行了番号制度。5月初，南队开始分批出发。经过艰难的长征，他们分别于8月、9月和10月进入湖南。

湖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由于国民党长期占领，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当地人说“三更”:一是土匪多，二是国民党特务多，三是国民党老兵多。面对这种情况，来自南方的干部们毫不畏惧。进入新区后，他们首先着手建立各级政权，迅速恢复生产，并为支持两广和西南战线服务。同时，要抓紧肃清土匪和暴君，维护社会秩序，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从此扎根湖南，肩负起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湖南的光荣任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从秦岭进军四川，并派遣晋祠-绥远解放区的地方干部和其他人员组成南方工作组，与叶儿合作从北线进入西南，开辟四川-康新区。截至7月初，已有3600多名干部从全国各地调到晋祠分局，其中县级干部是新区的骨干。在晋祠党支部党校的统一安排下，南方干部在培训中学习了党的重要文件和接管城市的方针。194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晋绥干部告别根据地，分批迁往四川。按照制度，南下入川的干校干部和学生分为五个梯队，外加三个警卫团，总人数约1.5万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组”(以下简称西北南下工作组)，直属贺龙、李景权等领导指挥。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组”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北工作组”(以下简称川西北工作组)。进入四川后，川西北工作组的同志被分配到川北、川西、成都、西康省工作。他们战斗在城市接管和恢复生产的第一线，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南方干部作为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特殊群体，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